本文为作者手稿，非正式发表/出版之定稿，仅做临时展示。
中国传统政治常常被笼统地扣上“专制”和“人治”之名，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比这些标签更为深邃复杂。笔者将跟随史学家钱穆，回到观念与制度的源头，重新探索这段绵延两千年的政治文明。
“专制”的迷思
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图景中，“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皆为专制”这一论断，几乎成为了一种不假思索的“常识”。它如迷雾般遮蔽了历史的复杂面相，也扭曲了国人对自身文明的认知与情感。对此，钱穆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这一说法并非源于严谨的历史考证，而是被二十世纪初某些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口号化”、“标语化”的产物，其流布对中国的历史、民族与文化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种“用伪历史打倒真历史”的时代风气，危害性甚至超过了外敌入侵。（参考《在生命维度中理解国史与个人史——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启示（一）》）
要驳斥“专制”的迷思，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社会为何会长期存在一个世袭的皇帝？钱穆认为，这并非“奴根性”的产物，而是源于中国作为“一统大国”的现实政治需求。中国是广土众民的农业社会，政府的稳定与政策的延续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个长期执政的元首。同时，受限于辽阔的土地与不便的交通，普选制度在技术上几乎不可能。因此，世袭的皇权便成为在彼时地理与物质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最可行的选择。
然而，承认皇帝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不等于认可皇帝“专制”。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的皇帝无法推行真正的专制。这源于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国家体制内部精妙的制衡设计，其中蕴含的恰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根据钱穆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取六个层面。
其一，政治观念的根本性约束。 西方政治多以“权力”为核心，而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底色却是“道德”与“文化”。中国人认为，政府的最高职责并非行使权力，而是作为一个“机构”发扬人类理想的文化与道德。政治的最高原则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这种观念下，皇帝的权威并非绝对，最高统治者同样受制于“道”与“理”的约束。如果皇帝失德，他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
其二，开放的人才选拔制度。 中国很早就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自秦汉的察举制，到唐代以后“自由报考、公开竞选”的科举制，许多政府人才来自民间。钱穆将此称为一种“直接民权”，即“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得以参政，这使得中国的政治始终保持着向下的开放性。这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自下而上“争夺”政权、选举代议士的“间接民权”不尽相同。既然政府本身就是由人民（知识精英）组成的，也就不存在一个需要时时“监督”的绝对对立面。
其三，相权对皇权的有力制衡。 在中国传统政体中，宰相（或相似职能的官僚）是政府的实际最高首长。皇权与相权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以唐代为例，其“三权分立”的模式尤为精妙：中书省负责拟定命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皇帝的敕旨，须由中书省拟撰，再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的“给事中”若认为不当，可行使“封驳”之权，将诏旨封还重拟。皇帝的命令，必须经过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未经副署的敕旨，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到了宋代，皇帝增加了事前参与意见的权力，这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宰相失职”了，可见历代对相权的重视。
其四，独立而严密的监察制度。 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监察制度（“台谏”），其职能不仅是监督百官，更包括规劝乃至弹劾皇帝。汉代的“御史中丞”，职位虽低，却代表宰相监察皇室与宫廷，钱穆称之为“微妙的安插”，避免了君相的直接冲突。唐代“台谏”分立，御史台（“台”）监察百官，而谏官（“谏”）则隶属宰相（门下省），专职“对天子谏诤得失”。宰相谒见皇帝时常随带谏官，如遇皇帝有不是之处，谏官可直言规正。这份“直言极谏是尽职”的制度保障，使得皇帝的言行始终处于聚光灯下。尽管宋代谏官制度有所衰落，沦为皇帝制衡宰相的工具，但这一制度的精神贯穿了中国政治史的大部。
其五，规范的文官制度。 皇帝在人事任免上同样受到严格的限制。朝廷用人、官员升降，皆有复杂的程序（“铨选”），绝非皇帝或宰相所能随意私授。唐代官位五品以上须“敕授”，由宰相决定后，皇帝画敕任命；五品以下则由吏部决定。倘若皇帝要“斜封”（私下手谕）派官，在当时被视为非法，为人所不齿。钱穆举例，唐人有言“礼部侍郎权重于宰相”，因为即便是宰相，也必须是礼部考试出身。在废除宰相的明代，其人事权也未完全归于皇帝。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多由朝廷公开“会推”产生；中下层官员则由吏部按程序选派。这套森严的文官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统治集团的“任性”。
其六，学术指导政治的传统。 西方政治理论，或源于神权（上帝），或源于强权（恺撒）。而中国政治另有一套理论：学术指导政治。钱穆认为，政府只是“学术的护法者”，中国的传统是“由学术来指导政治，决非由政治来指导学术”。是非的最高判定权，不在皇帝，而在学校和读书人（“道”）。这种对学术与“道统”的崇尚，能有效避免权力的绝对专断。
以上两千多年“中国政治之真相”及其精神内核，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既非皇帝一人所能专制，亦非宰相一人所能专制，更非任何一个衙门所能专制”。不过，钱穆也承认，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专制的时期，特别是元、清两代。他指出，这两个朝代有意违反传统，厉行专制。元代更黑暗，清代则高明一些，但本质相同。其区别在于，清代仍沿用考试制度（元代有名无实），却彻底废除或虚置了相权、谏权和封驳权等限制皇权的机制。
从“一统”到“法治”
中西政治文明的源流殊异，决定了其形态与精神的根本不同。西方政治大多从“多头”与“权力”出发，而中国则展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若以钱穆的史观为镜鉴，深入探究中国政治的内在理路，就必须放下权力的视角，转而审视其“一统”形态下所承载的文化使命与道德理想。
中国政治以“一统”为常态，而西方则以“多统”为底色。纵观历史长河，中国虽有分裂割据的“变态”时期，但追求并回归“一统”始终是主流，文化的根脉从未断绝。西方自希腊城邦的“多头”政治起，不统一便是常态。即便是马其顿或罗马帝国般的强力整合，其“一统”也常是表象，内里仍然潜藏着“多统”的本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走向封建，分裂的各单位之间在政治与文化传统上逐步形成了“极高的堡垒”与“极深的鸿沟”，历经数百年再难相互承继。所以钱穆会说：除非以最短视的功利眼光看，人们才会倾向认为“政治应该是多头的”。这里也暗含着这位中国史学家对“一统”所承载的文明价值的高度肯定。
政治形态的差异源于“国家观念”的根本不同。在钱穆看来，西方的国家观念更倾向于权力和工具性，认为国家由土地、民众和主权构成。其政治逻辑常在于凭借国家力量以达成“另外的目的”。主权成为对外分割的界限，这自然导致了分裂。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与道德的。传统思想认为，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终极任务，是共同“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与“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国家和政府并非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而是一个“歇脚站”，是个人“明道、行道”过程中，从“修身”走向“平天下”的必要阶梯。政治的最高精神不在于“主权”的归属——因为政治本就是人的事业——而在于文化与道德的践行。这是一种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文化向心力，其终极目标是“天下”，而非割裂的“国家”。
钱穆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法被生硬地套入西方的既定框架。孟德斯鸠以有无君主和宪法，将政府划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等形态。然而，中国历史上的政体显然游离于这三类之外。中国有君主，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宪法，但也绝非“专制”一词所能概括。中国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央政府”既非源于武力征服，亦非来自联邦契约，而是“由全国人向心凝结而成”。这种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道德感召力，使得中国的政治形态超越了单纯的制度设计，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明表达。
中国传统政治中，与“一统”息息相关的另一特征存在于治理模式中，即“人治”还是“法治”。一种常见的观点是：西方尚法治，而中国是人治。钱穆则提出了相反的洞见，他认为，“小国宜人治，大国宜法治”，中国“一统大国”的内在运行逻辑促使其偏向了法治；而西方政治的本质，反倒是“人治”。
在钱穆看来，西方所谓的“法治”，核心只有一条：少数服从多数。法律随着“多数人”的意见而转移，本质是“法随人转”，这即是“人治”。因此，西方政治是动态的、前进的，但也带来了“多数即是正义”的隐忧。
“法治”也并不代表绝对的优势。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症结，在于过度的“法治”。传统政治最重“法”，一旦律法订立，便神圣不可侵犯。以田赋为例，税额一定数百年，皇帝与宰相皆不能轻易更动，官吏唯知依法执行。这种对法的僵化坚守，带来了“人受法缚”的负面影响。当法律变得过“死”，政治便失去了灵活性，导致了稳定有余而活力不足的“滞重”局面，其流弊便是令人厌烦的“文书政治”。
需要强调的是，钱穆针对的是，在法令僵化的情况下仍然“死搬教条”甚至“一刀切”的弊病，但其解决方案绝不是盲目废除规矩、“有法不依”或“钻漏洞”等文明倒退之举。钱穆的批判，意在厘清中国政治的真实面貌。若不理解历史上“尚法太死”的传统，盲目高呼“法治”，无异于“以水济水”。真正的“善治”，或许不在于一味地制定法条、增加规章，而在于如何在稳定的大国框架内，重新寻回“治人”的灵活性。古人提“有治人无治法”，本意正是要用人的智慧来调和不变的“法”与变化的“形势”之间的矛盾。【全】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博士）
欢迎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务虚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