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手稿/草稿，非正式发表之定稿，仅临时展示。
作者主要以吕思勉的历史通俗读物《三国史话》为基础，结合个人观点，作本篇札记。
内容提要
一、“标新立异”的史学家
二、吕思勉的基本史观
三、驳三国史的附会之谈
四、对三国史若干重要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彩蛋：打假著名“坊间传闻”
正文
一、“标新立异”的史学家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另三位是钱穆、陈寅恪、陈垣）。先生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学，著作涵盖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等多个领域，极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
吕思勉12岁开始读史，15岁成为秀才，16岁开始自习史学，23岁起立志治史，曾将《二十四史》研读三遍，并做了大量的考订札记。先生“读书万卷，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一生撰写了1000多万字“有系统、有分量、有见解”的论著。其中，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撰写的中国通史，对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5年起，吕思勉步入执教生涯，曾在常州府中学堂、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任教。先生治学“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且能将新学说融入国学的阐释。他“志行高洁，诲人不倦，堪称师范”，为国家培养了众多著名的文史学者。他亦“执德契于道，立行依于儒，言治则尚法”，以高尚的书生气节、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为后世留下了一座精神丰碑。（参考常州吕思勉故居的“前言”介绍）
史学家往往自带悲悯，散发着浓烈的文人士大夫情怀，而生活在中国近代那段风雨如晦特殊时期的，更是常常将民族与国家的安危系于心头。他们努力通过言传身教带给社会好的影响，希望从思想上、精神上来武装国民。他们有宏观的格局意识，也有对细节的精益求精。社会学家亦是如此。相较之下，政治学则多一些“城府”，总是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费心于平衡不同的利益、稳定各类机制和关系。国际关系学以政治学为基础，多了一丝“唯恐天下不乱”的底层逻辑，因为我们吃的是“流量饭”，需要“热点”。写作国际问题时事评论是一件能够训练思维的事，但同时，我也期待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罗马假日》，一经诞生，永为经典。
学海沉浮许多年，我最敬佩的还是那些“为生民立命”的历史学家，吕思勉是其中一个。2023年夏天回家乡时，我又特意去了一趟吕思勉故居，仔细读了读墙上的介绍，进一步了解了这位同乡先贤。走在晋陵中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小时候上的幼儿园就在先生的故居边上。是的，这所非重点、不知名幼儿园还没倒闭，校长不用去教堂搞卫生，未来也将有更多毕业生成为“社会栋梁”，比麦兜故事里的春田花花幼稚园幸运多了。那么，就从记忆开始的地方打开“历史”这扇大门吧。
吕思勉是敢于说实话的，因而有时被认为“标新立异”，民国时期甚至遭到过言论打压。当时，他在奠定其史学地位的《白话本国史》中，出现了疑似“贬岳尊秦”的论述：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其余战绩全是“莫须有”，且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在江苏，并未积极救援受金人追逐的高宗。同一时期，胡适又发表文章替秦桧说话，认为他和高宗主张议和，“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却被后世唾骂，“真冤枉也”（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1925年1月3日）。
南京当局认为，吕思勉等人的言论将“精忠的岳武穆”贬低为“军阀”，将“遗臭万年的秦桧”推崇为“爱国大政治家”，是“大反常理”的“矫奇立异之说”，因而呈请教育部查禁这类书籍（《世界日报》，1935年3月16日，北平）。有学者解释，当时中国接连经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抗战爱国是被大力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吕思勉等人的论调与之相左，因此著作被查禁在所难免（肖伊绯：《吕思勉曾‘诋毁岳飞’:正面评价秦桧 视岳飞为军阀》，新华网，2015年6月3日）。
吕思勉常说，许多历史事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真相未必是“黑白对立”、“善恶两分”。所以我认为，形塑良好的“史观”是每一个愿意了解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在真正走近历史前，需要先行开启的自我修炼。这就涉及到，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阅读文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又当遵循什么原则？关于这些，吕思勉在《三国史话》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二、吕思勉的基本史观
1. 史学与文学不容混淆
读历史或研究历史，首先要分清史学与文学、知识与情感的区别。历史与文学虽同为叙事载体，其本质却截然不同。文学（如从说书、平话发展而来的小说，像《三国演义》）侧重于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通过离奇变幻的情节引人入胜，追求的是“拍案惊奇”的趣味。吕思勉指出，小说所描绘的军事谋略、外交手段等，往往经不起推敲，非常“幼稚”，仅能“骗小孩子罢了”。而且，文学旨在“刺激情感”，无需读者深思，因此意义相对浅薄。
史学致力于探究“事实的真相”，满足人们的求知欲，这也是一种乐趣。历史上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的，其中涉及的军事、外交等问题，关系重大且复杂。处理这些问题的人物，需权衡各方因素；而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今人往往难以完全了解，对于历史人物的应变手段，后世既难以完全理解，更无从轻易评判其得失。因此，吕思勉认为，历史研究能做的其实很少。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阅读文献的时候，要明白，小说不等于史书，史书也不能完全还原历史。尤其要警惕的是，一味追求“情绪价值”可能掩盖对真相的探寻，文学作品中的虚构情节也可能被当成真实的历史。
2. 如何看待历史和史学研究？
史书中也有“滤镜”
吕思勉认为，历史只是有时候连“外形”都靠不住的“传说”，需要后人根据事理去“推测”、“考证”和“解释”。而撰写历史的人难免带有个人偏见、陈旧观念或先入为主的观点，从而导致“误谬”。因此，如果历史记载中包含无意义或错误的观点，即便知晓也无益，甚至有害。
吕思勉以班固对王莽的评价为例进行批判。班固在《汉书》中将王莽描绘得极其糟糕，称当时“海内人心如何思汉”。然而，吕思勉质疑道，如果人心真如此“思汉”，为何王莽篡汉时少有人反抗？反倒是王莽灭亡时，仍有许多人对他效忠。吕思勉认为，班固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其作为“汉朝的亲戚”，且“无识见”，将历史视为“一家之私物”，而非“国民的公物”。他直言，班固“根本不配写历史”，《汉书》虽被推崇，但其优秀之处实乃众人整合前人材料之功，并非班固一人之功。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史书上的话“不可尽信”，要批判性地看待史料。读书也一定要“自出手眼”，才能接近真相。
历史真相乃“当局者清，旁观者迷”
吕思勉反驳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说法，认为这只是旁观者的“不负责任之辞”。他强调，身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和权衡考量，局外人难以完全了解，尤其是涉及军事和外交等重大问题时。因此，历史真相并非轻易可得，后世也不该随意评判古人的行为得失。
他以“曹操死党陈宫和张邈叛迎吕布”为例，说明当事涉高层军事政治机密时，外人往往无从知晓内幕。因为既然是“内幕”，当事人自然不会轻易透露。诸如此类的事情，除非“形迹太显著了，太完备了”，否则只能“付诸阙疑之列”，即保持存疑的态度。
然而，吕思勉并非“不可知论”者，也没有因此否定历史研究的价值。他认为，尽管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古人所处的环境，能说的内容有限，但也并非一无所知，绝对不能解释和评论历史事件。只要持“谨慎”态度，“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历史研究多少也能揭示出一些事实真相，而且这比满足情感的演义故事意义更为深远。
史事难以作为“前车之鉴”
人们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事成了，就该效法；事败了，就该引以为戒。吕思勉反驳道：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其实并不完全对。他认为，历史事件没有完全相同的，就像同一条河流，人前后两次踏进去，水已不同。所谓“相同”，不过是我们观察不细，把“不同”看成“同”罢了。既然事情本质不同，就不能用一样的方法处理。
我认为，吕思勉想强调的是，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主客观因素难以完全一致，因而无法准确地预测结果，也不应该强行对比，作出褒贬。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本本主义，死搬教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比如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学习西方的技术，以为有了机器就能改变落后的局面，却不知那时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制度，只学“器物”层面的一点皮毛，最终还是不堪一击。所以后来，我们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把学习范围扩大到“制度”和“思想”。这说明，掌握事物的发展原理比复刻现成的“历史产品”更有意义。正如吕思勉说所，就是事实也不容许后人“硬摹仿古人”。
不过，关于“前车”是否“可鉴”，另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1930-2025），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智慧。许先生在《十三邀》的采访中提到：“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拿全世界人走过的路，当成自己走过的路”，目的自然是“以史为鉴”，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里反映了先生以一切人类智慧文明和经验教训为“师”的开阔胸襟。他这么说，更多也是在告诫当代青年：“中国以外，还有外国”，切莫回到故步自封、闭目塞听的老路上。许先生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集大成之作《华夏经纬》（2023）里说道：“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其意涵，较之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906-2017）的“不要从国家看世界，要从世界看国家”，又深入了一层。
8月初，许倬云先生仙逝，享年95岁。记得去年夏天，我读着他的《长江小史》游览了四川、西藏和云南。这是一次很棒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回家后还写了一篇游记《共饮一江水——随<长江小史>解锁川、藏、滇》。不曾想，一年后，这位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文人学者，自此融于了他所热爱的“万古江河”，一刹那成为历史年轮中永恒的炬火。
3.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吕思勉指出，政治并非纯粹美好的事物，它往往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政治斗争本质上是势力间的较量，其性质与战争无异。政治斗争不仅针对对手，也包括对自身阵营的整顿，有时甚至需要除去有害于团结的人，如同军队需要严明的军纪。政治家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贪婪、强横、狡诈之人，因此，他们必须具备相应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往往关系着一个时代大局的安危。政治领袖如同军队主将，一旦缺失，队伍便可能散乱乃至崩溃。正如曹操所言，他若失败，国家也要有危险。
因此，吕思勉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家的功过，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和肩负的重任，从其“根本的主义”和对大局的影响出发，而非执着于个别事件的细节，更不能以简单、短浅的眼光去评论那些思想超越时代的人物。
以曹操杀伏皇后为例，吕思勉认为，这并非因怨恨流言。据《三国志》说，伏皇后曾致信父亲，怨恨魏武帝，信件被发现后伏皇后被杀。吕思勉质疑：像魏武帝这般成就大业之人，怎会因流言蜚语而杀人？他认为，曹操一生经历无数毁誉，绝非惧怕诽谤之辈，因而推测，伏皇后被杀，必有更深层的“政治阴谋”。曹操作为关系大局安危的关键人物，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将其扑灭。这和带兵者不能因军中反对声音而不作为，置军队安危于不顾一样。
三、驳三国史的附会之谈
1. “挟天子”真的可以“令诸侯”？
在中国传统史学叙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常被视为曹操得以成就霸业的关键策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那句“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广为人知，使得这一说法深入人心，成为后世理解曹操成功的重要注脚。然而，吕思勉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认为其不过是一种“误传”。如果“挟天子”真有如此大的魔力，为何刘备、孙权等势力仍要与曹操顽抗，不因天子之名而顺从？这充分说明，天子的实际号召力远非想象中那么强大，老百姓更是不在乎谁当皇帝，没必要参与“拉踩”。因此，吕思勉将曹操的霸业归功于他自身拥有“百万之众”的实力、清明的政治以及高超的军事才能。
曹操为何“勤王”而非另立新帝？
既然天子没有那么大的实际效用，为何曹操还是选择“勤王”？除了对汉室的忠诚，这也是基于他对天子利用价值的准确判断和对时局的深刻洞察，本质上是通过一种理性高效的政治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天子的利用价值”而言，吕思勉认为，中国的皇帝在异族入侵时被视为民族象征，而“天子”也代表着正统性，即便只具备微薄的利用价值，对于想干一番事业的野心家而言，依然是不可放弃的资源。这是“政治手腕的一个方便，以利用为利便则利用之，以推翻为便则推翻之”。因此，天子如同一个可供操纵的棋子，其存废全在于是否有利于自身目标的实现。
从“时局”来看，汉献帝初年，天下大乱，讨伐董卓的州郡势力本可另立新君以否认献帝，袁绍曾试图走这条路，但因刘虞不愿做傀儡而作罢。等到曹操平定兖州，试图收拾残局时，他发现利用汉献帝远比推翻他更为有利。这是因为，中央的韩暹与董承斗争激烈，董承为排除异己，主动“勾引”曹操入京。曹操此时已平定兖州，正寻求向西南发展，将豫州和洛阳纳入势力范围，要达到这一目的，与其推翻汉献帝，不如拥护他更为便捷。“勤王”之举，在名义上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又能通过掌控皇帝来号令天下，为自己的扩张提供合法性。
成功迎献帝的为何是曹操？
想“勤王”的不止曹操一人，刘虞、袁术、吕布、公孙瓒、刘备……甚至原本想废了献帝的袁绍，都有过这样的心思或行动。在众多军阀中，曹操之所以能最终成功迎回汉献帝，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其它几支重要军阀之间的斗争形势为曹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汉献帝流亡之际，刘备、袁术、吕布三方势力在徐州、扬州一带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相持”局面，使得他们无暇顾及远方的汉献帝。公元195年，曹操东征徐州，击破吕布，此时陶谦已逝。刘备在陶谦病逝后，被推举为徐州牧，并在小沛屯兵。吕布被曹操击败后，投奔了刘备。然而，刘备在徐州立足未稳，袁术便乘机进攻。袁术本应与刘备联合抗曹，却因贪图地盘而反目。此时吕布又乘虚袭刘备后方，使之腹背受敌。刘备被迫退往扬州，向吕布求和，吕布也出于牵制袁术的考虑，让刘备重回小沛。刘备、吕布、袁术三方在徐、扬二州相互牵制，极大削弱了他们对曹操的威胁，使得曹操得以腾出手来，分兵西迎献帝。
其次，中央董承与韩暹不和，董承主动“勾引”曹操进京，为曹操入主洛阳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汉献帝在张杨的帮助下回到洛阳后，掌控京城兵权的主要是韩暹和董承。二人为争夺权力，矛盾日益激化。董承为了排除异己，急于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援，于是便主动向曹操抛出橄榄枝。董承此举无疑是“引狼入室”，却也正中曹操下怀。曹操得以堂而皇之地以“勤王”之名进入洛阳，进而掌控献帝和政治主动权。
再者，董昭对曹操鼎力相助，曹操亦从善如流。这是曹操成功迎献帝并将其都于许县的关键。董昭原属袁绍阵营，并非曹操的谋士，但他却对曹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吕思勉认为，这是因为天下大乱之际，有识之士往往会选择那些具有实力且“成气候”的英雄人物来帮助，以期天下安定，董昭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倾力相助。
董昭为曹操献上了三条关键计策，助曹操实现了“挟天子”的战略目标：
第一策：运动张杨和杨奉，为曹操顺利迎驾扫清道路。 汉献帝尚在河东时，曹操派往进贡的使者被河内太守张杨阻拦。董昭因受袁绍猜忌而投效中央政府，途经河内时，被张杨留下。董昭深知曹操胸怀大志，做事最有希望，便主动为曹操运动张杨，促使张杨放行曹操的使者。随后，张杨甚至放走了董昭。董昭到河东做了中央的官后，又敏锐地察觉到杨奉兵力最强，但无党羽，必定渴望寻求同盟。于是，他替曹操写信给杨奉，称愿意和杨奉“里应外合”，一个出兵，一个供粮。杨奉大喜，答应合作。如此一来，曹操进京“勤王”的所有阻力尽数清除。
第二策：建议曹操将皇帝迁都许县，使其脱离中央军事范围。 献帝返回洛阳不久，曹操也抵达洛阳。董昭立即向曹操进言：洛阳城中，人多主意多，难以由他一人做主。不如将皇帝迁往许县，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外就宣称洛阳闹饥荒，为就近获取粮食。曹操听后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条妙计，但仍然担心杨奉会从中阻挠。
第三策：董昭再次运动杨奉，“骗”他放行献帝迁都。 董昭料到，杨奉有勇无谋，他们只需再写一封信敷衍他，并送上些许礼物即可，等杨奉幡然醒悟时，献帝已然到达许县。曹操再次听从了他的建议，一边写信送礼物，一边迅速将皇帝搬家。果不其然，杨奉虽然后知后觉，想要在路上加以阻拦，却为时已晚。
董昭用计，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展现了他的谋略、大局观和对人心的洞察力。而曹操能采纳这些建议，也凸显了他“用人不疑”、“从善如流”的领袖品质，这与董卓当初不听名士劝诫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是曹操能够抓住机遇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曹操是“奸雄”，有篡汉之心？
后世常将曹操冠以“奸雄”之名，认为他怀有篡汉之心。吕思勉对此强烈抗议，认为这些负面评价源于多重历史与社会因素，而非曹操原貌。
对曹操的“差评”是怎么来的？
首先，当时的对手孙权故意给曹操“架火炉”。据史料记载，孙权曾假惺惺地上书，劝曹操称帝，意图将他推向众矢之的。曹操对此心知肚明，明确表示此举是“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指孙权想将他置于险境），而他一贯的立场是“若天命吾，吾为周文王”，表明他无篡汉之意。吕思勉认为，后世将这些表态解读为曹操暗示其子孙篡汉，也实属谬误。
其次，孙权和周瑜还污蔑曹操是“汉贼”。赤壁之役，孙权聚众议论降战时，说曹操是“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昌布、刘表与孤”。周瑜又常常散布“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话术。然而，竞争对手的话是极不可信的。事实证明，真正想“废汉自立”的，是孙权本人。
再次，史书附会也冤枉了曹操。例如，《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反对曹操进爵为公并最终忧死一事，常被视为曹操有篡汉之心的证据。吕思勉驳斥道，曹操即便有篡汉之念，亦无需畏惧荀彧，且进爵与篡汉并无必然联系，这明显是史书为特定叙事而进行的附会。
最后，后世说书人迎合大众心理，亦助长了对曹操的负面评价。吕思勉指出，受《三国演义》等说书文化影响，大众倾向于简单化的善恶对立，难以理解复杂的历史人物。这种偏见导致对曹操的不正当批评广泛流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英雄人物认知水平的局限。
吕思勉评价曹操
吕思勉可以说是曹操的“迷弟”了，他从个人品质、为官之德、从政之道以及对汉室的态度等多个维度，阐述了一个与传统“奸雄”形象截然不同的曹操。
作为文臣，曹操志趣高远，不贪慕富贵名利。曹操二十岁被举为孝廉，自述因出身无名，惧被时人轻视，立志做一个“好郡守”。他任济南相时政绩斐然，却因得罪宦官豪强，为避“家祸”托病辞职，时年约三十。他深思：同举孝廉者，有的已经年已五十，自己暂时隐居二十年也未尝不可。于是便回故乡谯县，修建精舍，规划“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足见他志趣高尚，不慕富贵利达；隐居时仍文武兼修，更显志士本色。
此外，曹操无意传位子孙，却曾有意让郭嘉接班。《三国志•郭嘉传》载，郭嘉死后，曹操吊丧时异常哀痛，说本想天下平定之后，把事情交托给他，奈何他中年就死了，天不遂人愿。这说明，曹操本意在于功成身退，后来不得抽身，实非初衷。至于说他想做皇帝或想让儿子做皇帝，更是“子虚乌有之谈”。吕思勉认为，人皆有志愿，人物格局决定其大小。伟大英雄的志愿绝不仅仅是“为己”或为自己的子孙，更多是“为人”。以私心揣度曹操，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
作为武官，曹操怀建功立业之心，但拒绝穷兵黩武。曹操被征都尉，后升典军校尉，身居武职。他曾言：“我在这时候，又希望替国家立功，将来在墓道上立一块碑，题为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然而朝政昏乱，未能给他立功机会，反酿董卓之乱。此时，他兴义兵讨伐董卓。然而，他也意识到“兵多意盛，与强敌争衡，反成祸始”的危险，于是在《己亥令》中强调，不会过度招兵。后来在扬州募兵时，不超三千人。吕思勉同样认为，分裂时代的争斗，祸源就是兵争。曹操作为武人，仍能保持清醒克制，以大局为重，与后世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身实力恰好相反。
作为政治家，曹操对时局有清晰的认知，且实话实话，胸怀坦荡。《己亥令》中，曹操还坦言自己无法放弃兵权：一则是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二则如果自己失败，国家也将面临危险，他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他还感叹道，以前朝廷要封他三个儿子做侯，他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这不是因为追求荣耀，而是想让他们在外多建几个根据地，为保朝廷“万安”。吕思勉认为，唯心地光明者，言语才能坦荡，遮掩修饰者的话倒是不可尽信。曹操这般坦白，在历代英雄中罕有。
作为汉臣，曹操忠于汉室，并有效阻止了其他人篡汉。曹操曾自我剖白，自比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并举乐毅不谋燕、蒙恬不反秦的例子，以示对汉室一片冰心。曹操认为，他“兵势强盛，又向来不信天命”，所以招致别人疑心。为此，他耿耿于怀，感叹自家超过三代人受汉朝信任而为官，怎么忍心篡汉？他甚至鼓励妻妾在他死后改嫁，把自己的心迹告知更多人。平定袁术、袁绍、刘表后，他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吕思勉认为，这是一句大实话，如果没有强人维稳，局面将更不可收拾。无奈的是，一个富有远见、想法超前的谋略家，总是难以被世俗理解。
作为能人，曹操恪守封建道德，是末世的一缕微光。吕思勉认为，将三国史事中蜀汉视为“正统”，魏、吴视为“僭窃”，不过是“陈旧的见解”。他直言，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果君主无能，保护不了人民，有能力者推翻他而自立，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曹操始终不肯废汉自立，对汉朝的忠诚已经“过当”了。吕思勉阐释，封建道德约束与对“社会性”的追求，是曹操恪守臣节的原因。他指出，社会皆有道德来规范个人本分。然而，道德条件是否合理与人是否遵守是两码事。无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无理，遵守者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遵守旧道德者，只能说是“知识不足”，而非品行不佳。曹操《己亥令》之勤恳，足见他“濡染于封建时代的道德很深”，对“社会性”有着强烈的追求。
吕思勉认为，封建时代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光明面在于“公忠体国的文臣”和“舍生忘死的武士”。曹操和诸葛亮都是文武全才，这两种美德，他们都兼备。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能由这两位伟大人物来画句号，是这个时代的光荣。
3. 袁绍“徒有虚名”？
袁绍常被史料描绘为“徒有虚名”，似乎其失败是注定的。例如《三国志•魏武帝本纪》称，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杀掉意图谋反的董承后，想接着东征刘备。诸将担忧袁绍趁虚而入，他却回应：刘备是“人杰”，现在不打必成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见事迟，必不动也”。这里暗示了曹操对袁绍的轻视。另有《袁绍传》载，田丰劝袁绍趁曹操征刘备时袭击其后方，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致使田丰痛惜。然而，吕思勉指出，这些多是事后附会之谈，其真实性值得商榷，读史需“自出手眼”。
袁绍实为劲敌
尽管后世多有贬低，但袁绍在当时的群雄中，实属曹操的劲敌，绝非“徒有虚名”。吕思勉认为，袁绍的实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其显赫的家族地位和并非平庸的军事策略上。
袁绍家族“四世三公”，有着深厚的政治军事基础。袁绍出身汝南袁氏，家族四代人位列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使其在士族阶层中声望极高。这一先天优势助袁绍迅速集结庞大的追随者与军队，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袁曹前后相持九年（199-208年），远超曹操平定陶谦、吕布、袁术等战役的两三年。漫长的对峙足以证明袁绍集团地广兵强，实力雄厚。
袁绍也有军事谋略，吕思勉称他才具出众，是群雄之首。袁绍懂得“防患于未然”。破了公孙瓒后，袁绍迅速巩固河北，派遣袁谭守青州、袁熙守幽州、高干守并州，确保对河北四州的有效控制。此外，袁绍并非完全坐视曹操“挟天子”。曹操迁献帝至许都后，袁绍曾挟兵威逼曹把献帝迁到鄄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手段“不算不敏捷”。只可惜曹操不接受恐吓，而袁绍当时又受河北内部问题牵制，无法与曹操硬碰硬，只得作罢。但吕思勉强调，袁曹的成败与“挟天子”并无关联，所以不能算袁绍失策。
再者，官渡之战中，袁绍曾采用持久战，初期颇有成效。《三国志•袁绍传》载，田丰、沮授均曾建议持久战术。吕思勉指出，袁绍自（200年）四月与曹操相持，至八月才进攻，已充分利用了持久战术。当时曹操因军粮将尽，一度考虑退兵许都，这正是袁绍持久战术的效验。然而，曹军异常坚韧，难以动摇，才使袁绍功败垂成。
官渡之战曹操为何能打败袁绍？
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击败了拥有绝对优势的袁绍。除了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关键时刻敢于冒险和历久坚持也至关重要。这使他在兵力、物资劣势下，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以奇制胜。
曹操在官渡之战初期面临严峻的不利局面。破颜良、文丑后，曹操军队疲惫，袁绍却大举进兵阳武。双方相持数月，袁绍筑土山、掘隧道，意图攻破曹营。此时曹操兵力远少于袁绍，粮食亦将告罄。于是，曹操写信给后方荀彧，商议退兵回许都。荀彧则回信劝其力战，强调“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并指出“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意在表明退军绝无活路，唯有拼死一搏。绝境之中，曹操采纳了荀彧建议，没有退兵，冒险去烧敌军粮草。
十月，袁绍再派淳于琼等率万余兵护送运粮车队。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因私利未获满足，转投曹营，劝曹操袭击淳于琼。曹操左右将士多有疑虑，唯荀攸、贾诩力劝采纳。曹操最终展现了“用人不疑”的魄力，决定听从许攸之计。他亲率马、步兵五千，连夜疾驰赶往乌巢。破晓抵达时，他不顾疲惫，急攻退敌入营，随后攻破营地，尽斩淳于琼等人。这次行动，曹操可谓“舍死忘生”“孤注一掷”，不仅烧毁袁绍全部粮草，更直接导致袁军溃退，最终决定了官渡之战的胜负。然而吕思勉认为，更重要的是，曹军历久坚守，将袁军的锐气耗尽——军事的胜败，固然决定于最后五分钟，然而，也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才有决胜的资格。
四、对三国史若干重要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1. 哪些“捣蛋鬼”致使汉末天下大乱？
为什么后汉未年天下会大乱呢？“总线程”是这样的：灵帝宠幸宦官十常侍，引发朝臣与宦官对立，政治因此紊乱。黄巾借宗教顺势造反，而刘备和孙坚等又借黄巾起兵。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因“嫡庶”废立之事，国舅何进与宦官集团对抗，最终被诱杀。此时董卓已受召进京，一来便废少帝、立献帝，于是东方诸侯纷纷起兵讨卓，天下从此分裂。
由此，吕思勉将汉末乱局的根源归结于宦官，而在皇亲国戚、地方军阀和草根造反派的共同作用下，一发不可收拾。
宦官
后汉时代的宦官到底是怎样一类人呢？《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说明，光武中兴之前，宦官并不全是阉割之人。吕思勉指出，“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也不是指阉割之人所做的官。古人所谓的“宦”，其实是“学”“仕”一体的，简言之，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
阉人，起初是由一种叫“宫刑”的刑法而来，针对异族或内奸这类难以信任的人，所以有“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一说（《礼记·王制》）。后来有种人，虽未受过宫刑，却自行阉割，去贵族内室服役，以其为进身之阶。根据《宦者列传序》，当时的宦者，许多都是自行阉割的。到了后汉，内监专用这种人，所以“宦官”二字，逐渐成为“阉人”的代名词，失去本义了。
那么，历史上为何有那么多皇帝偏好宦官呢？政治原因当然非常重要。皇帝普遍多猜忌，对朝臣边用变防，生怕他们结党营私，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宦官则不构成这种威胁。他们久居深宫，少与外界接触，结党比较困难；再者，他们没有家室，营私之念相对淡些，所以皇帝信任他们。
然而，心理学角度的解释，在吕思勉看来更为重要。皇帝对宦官的依赖根源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皇帝也是终年圈养在宫中的人，他们不接地气，能接触到、学习到的东西有限。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面对一路“卷”上来的朝臣，皇帝难免觉得不好对付，尽管身份地位高高在上，也可能产生一种学识上的自卑感。
同时，皇帝也是“最大的纨袴子弟”。这类人有许多不肯和“上等人”结交，专喜与奴仆混在一起，听他们的话。一来，还是因为无知，他们的见识只够理解奴仆的话。二来，只有奴仆，没有身份、没有骨气，以无条件奉承主子为己任。而士大夫阶层，总要讲一些“风骨”和“气节”的，有时还敢和皇帝“对着干”。相较之下，自然是宦官提供的“情绪价值”更高，更容易让皇帝产生心理依赖。而皇帝因其所处的位置十分重要，不是一般的“主子”，所以，他如果胡作非为就会引起大乱子。
国戚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或妻子家里的人，谓之“外戚”。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二字，指的是一个家族内的亲属。母家或妻家人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而皇帝的外戚，俗称“国戚”。后汉与宦官“杠”得凶的，还有国戚。在吕思勉看来，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好东西”。后汉的皇帝正因害怕外戚专权，才常常与宦官合谋对付他们。
与奴仆一起谋划着对付自家七大姑八大舅，这听起来有些违背伦理，然而却与伦理无关，也不是拿一两个人出来“大义灭亲”就能解决问题。吕思勉认为，外戚专权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而这种制度，产生于古人对伦理道德的误解。古人以为，血统上有关系的人感情自然特别亲厚。吕思勉却认为，这是逻辑错误。他指出，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与血缘没有必然联系。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事实上有关联和相互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这才造成了血统有关系之人感情必然亲厚的假象。随着人类团体范围不断扩大，人与人的连结形式也多元化起来，无论是生产活动中相互配合，还是学问上相互切磋，都叫“共同生活”。正是这种“利害相同，又时时互相接触”的互动，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古代君主常常把血缘伦理视为最可靠的纽带，总想通过分封宗室、拉拢外戚来加强统治。吕思勉非常耿直地批判道：“伦理上的训条只是一句空话，到实际上的利害和伦理上的训条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训条，不顾利害的。”历史上，王朝的冲突往往起于亲戚之间。东周列国相互吞并，皆存在于同姓或姻亲关系之间，此时，传统伦理被全然抛弃。汉初时，人心还未觉悟。高祖得天下后，在外分封同姓宗室，在内诸事托付吕后。直到景帝吴楚七国之乱后，统治者终于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削减地方宗亲权力。
然而对于外戚，汉代皇帝经验尚浅，还没反应过来。前汉被外戚王莽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吕思勉将这种周而复始的现象比照为辛亥革命前的情形：一个皇帝被打倒，又一个皇帝立了。究其原因，一种不适宜的制度，如非经过长久的经验，摔足够多的跟头，人类是不会觉悟的。当这种制度气数未尽时，人们虽然看到了它的弊病，也只会将责任推给在位者，不会否定制度本身。
黄巾
后汉末年黄巾起义，是靠宗教（道教）蓄力的。汉末活跃的各类宗教，教理大都浅陋，且总有迷信之处。“迷信”这种事情是不太好评判的，在团体内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在外人看来可能是“邪道”。而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向来微妙。按社会/政治目的，吕思勉把宗教分为三类，它们恰好和汉末张角、张修/张鲁和于吉的教派对应上。
一类是在平民百姓身上下功夫，确有“劝人为善”的社会功能，例如张修的“五斗米道”。《三国志》和注引魏文帝《典略》说：张修隔了若干里，就设立一个义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于其中，谓之“义米肉”，过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吃饱，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会被罚。他又禁酒。春夏则禁杀生。有小罪的人罚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经济颇可因之而宽余。张鲁据汉中二十多年，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便也推行这种教义以争取民心。他的宗旨是“保守一地方，与民相安”，不主动出兵争夺地盘。后来曹操来伐，他也不愿对抗。这种宗教对国计民生是有些益处的。
第二类宗教专门和上、中流社会中的人结交，例如于吉。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于吉在现在的苏州设立精舍。“精舍”是汉人读书讲学之处，所以吕思勉推测，于吉可能是个文人。但也有其它记载，暗示于吉可能是个术士或江湖医生。无论何种，他决不是带兵打仗的。然而，孙策手下的诸将宾客都非常信奉他，可见他专和“阔人”来往。这种教派“不过可鄙”，但于国家而言并无大碍。
还有一类宗教也是以平民百姓为争取对象，目的是煽动他们“以图大事”，例如张角的“太平道”。张角宣扬“苍天”、“黄天”这类话术，其代汉自立的野心显而易见。这种有政治目的的宗教是最危险的，但依吕思勉所见，这种危险与宗教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源于社会的不安。所以，惩治几个带头人并无用处。
关于道教，吕思勉指正了一个误传，即，“老子是道教的始祖”。实际上，道教的渊源在于张角、张修、张鲁、于吉这些人，和老子“毫无相干”。老子的学派称为“道家”，他们的教就叫“道教”，但此“道教”非彼“道教”，它是学派而不是宗教。那么，误会是怎么来的呢？吕思勉认为，这是因黄帝而牵及老子的。根据《后汉书》，张角所奉的道，称为“黄老道”；《典略》则说，张修让汉中人民学习老子的“五千言”，这就和秦汉时的方士有关了。方士（为帝王寻仙问药之人）尊奉黄帝，但黄帝没有著书，老子却有五千言，既然“黄老”在秦汉时期是并称的，当时的道教就拿老子的书来诵习了，至于意义合不合，读的人懂不懂，都不重要了——“反正当它咒语念”。于是，老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当成道教始祖了。
董卓
其实董卓开局良好，可惜他是个政治“草包”，自己把自己“作”没了。国舅何进被宦官诱杀后，袁术、袁绍轮番出击，将盘踞多年的宦官集团剿灭，像是“刮骨疗毒”，创造了一个励精图治的机会。董卓初进京时，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为桓、灵二帝时遭宦官诬陷，受“党锢之祸”的官员平反，还引用了一班名士，包括蔡邕。然而，董卓并没有真正听从名士的劝诫，未能约束好手下的士兵，政治上也始终上不了正轨，还把中央局面再次弄糟，反倒给野心家们提供了割据的口实。因此，吕思勉认为，董卓也是导致汉末分裂的“罪魁祸首”。
那么，董卓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终给人谋杀的呢？
首先，无故废立皇帝，犯了政治大忌。董卓一进京就废少帝、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是最容易遭人攻击的。即便皇帝昏庸无能，在“公忠体国”的“臣德”规范下，没有人敢轻易废立。能人奸雄，将皇帝作为傀儡，自己专权即可，大可不必废掉皇帝。如果真要做篡弑之事，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而非一上来就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董卓的举动，说明他太不懂政治了。
其次，暴力迁都，吓坏老百姓。东方诸侯起兵后，董卓便想带着皇帝从洛阳迁都到长安。吕思勉认为，迁都是用兵形势不得不然，无可厚非。一来长安有函谷关这个天险可守，东方的兵不容易抵达；二来董卓是西凉人，用的是西凉兵，长安离他的根据地近一些。然而，董卓迁都的方式十分野蛮：他派手下的兵逼迫百姓迁徙，洛阳城里数百万人相互践踏，尸横遍野，有人饿死，有人遇抢劫而死。他还令吕布掘了汉朝皇帝和官员的坟，抢走墓中珍宝。更夸张的是，董卓一把火烧了整个洛阳城，“二百里内更无人迹”。如此强盗行径，刷新了文明社会的三观。
再次，治军无方，西凉兵自上而下暴戾恣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军事问题，而是吕思勉所说的，含有深远的民族与文化问题。后汉蔡文姬在一首诗里提到：“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这说明，当时的西凉兵中夹杂了许多异族。羌人以今青海省附近大通河流域为据点，在黄河两岸反复迁徙，后汉初年被打平后，降众被迁到内地。胡本来是匈奴人的名称，后来汉朝人把北方异族都称为“胡”，诗中所指的大约是西域胡。羌和胡都带有原始掠夺的性质，汉人和他们打仗打久了，不免沾染这种习气，所以西凉兵也十分野蛮。后来西晋“五胡乱华”时，许多人还是带着这种性质。
都说董卓败在不能约束手下士兵，但他本人也十分暴虐。《后汉书》说他“少游羌中，尽与其豪帅相结”，可见他的性情被羌人同化了，而他的兵，大概也是这样。董卓来到洛阳城后，放纵士兵烧杀掳掠，导致京城失序，民心尽失。迁都长安后，不论文官武将，他要杀就杀，官僚阶层也不再有人归心于他。不久后，即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董卓就给王允、吕布合谋所杀。
最后，囤粮自保，目光短浅。洛阳被董卓烧残后，已经无法驻军。吕思勉认为，如果此时他的所作所为成气候一些，还是可以据守关内的。哪知他在闯了大祸之后竟然还幻想“挖洞”自守。据《后汉书》说，他在关中的郿县造了一个“高厚各有七丈”的坞，堆积了三十年的粮食，以为事成可以“雄踞天下”，不成，也可以凭着这些粮食安度余生。然而，乱世风波多而险，谁都无法预测明日之事，董卓的“算盘”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了。从这点也可推知，即便他和他的兵没有犯上述三个大错，如此鼠目寸光，恐怕也难以长久。
2. 赤壁之战有没有其它可能性？
和官渡之战一样，赤壁之战也是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经典案例。同时，它也是一场关乎天下是走向统一还是分裂的关键战役。 吕思勉判断，倘若没有这一战，或者曹操获胜，天下就可能走向统一，而不是三分。 而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天下形成了“南北分立”的局面 ，长江流域不再有北方的军队。 然而，要说“三分鼎足”还为时过早，因为当时刘备的地盘太小了。
刘备只能战，孙权降曹更有利
刘备和孙权在面对曹操的军事压力时，其实是可以做出不同选择的。吕思勉认为，刘备只有抵抗到底这一条路可走，而孙权选择投降更为有利。
从刘备方面看，首先，刘备有着强烈的雄心壮志，不甘心屈居人下。早在与曹操联合消灭吕布后，他本可安然成为一名声望显赫的大官，却选择与董承勾结反叛曹操。随后，即使屡次战败，他依然不肯投降，先后投奔袁绍、刘表。其次，刘备与曹操之间已有不可调和的生死恩怨。历经多次反叛和对抗，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彻底决裂，刘备若再次投降，曹操必然无法容忍他，而刘备自己也不会是真心归附。因此，无论兵力如何，刘备都必须“抵抗到底”。此外，刘备与曹操在当时有着相似的地位和声望。刘备从灵帝末年起兵，与曹操、袁绍、吕布等人“资格”相同，在北方转战十多年，素有英雄之名，因此曹操对他颇为忌惮。最后，当刘备被曹操追击至“日暮途穷”时，孙权突然抛出橄榄枝，成为了绝境中的一线生机，使他看到了抵抗到底的希望。
与刘备不同的是，孙权投降曹操则具有多重优势和益处：首先，孙权与曹操之间本无嫌隙，如果他选择投降，曹操会将其作为“榜样”，给予他优厚的待遇，以鼓励其他人归顺。其次，对于孙权家族而言，投降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最重要的是，孙权如果迎降，能够使天下及早统一，避免因分裂而带来更多战祸。史学家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的注中也早已指出这一点。
我认为，吕思勉主张孙权投降，是站在国家和百姓，而不是某一派割据势力的立场上的。他希望国家早日统一，这样，脆弱无助的百姓可以少受一些战乱的影响，中华民族也才能在安定的环境中继续发展壮大。试看今天的东欧和中东，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战争只要开始，便难以结束，其中最可怜的，莫过于那些于手无寸铁，也没有政治影响力的普通人。他们逃不走，又留不下，只能任人宰割。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战争”与“和平（屈辱性质）”的问题，与吕思勉和胡适评价岳飞、秦桧，有一定的相似性。我认为，文人士大夫和武人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时候的确很难一致。拿“战”还是“和”这种问题去问老夫子，十个中大约会有九个半主和，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上兵伐谋”，攻城略地是最劣等的方案（《孙子兵法·谋攻篇》）。他们可能认为，未经充分谋划和使用外交手段就开始打仗，是草率，也是对他们智力资源的藐视和浪费。武人则不然，他们的使命就是用“拳头”去保家卫国。除了“武士精神”的激励，他们也和文人一样，希望自己的本事能派上用场。再者，就算人不上战场，刀剑枪炮也是要有“用武之地”的，否则军工厂岂不是都要关门了？其他人要活，军工业的人也要活，财阀头子们甚至还想发“战争财”。所以，一场仗要不要打，是诸多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既有伦理的考量，也有“地狱级”的幕后动因，有时候也是不得不打。
江东为何最终选择抗曹？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统治下的江东政权就是否抵抗曹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终，主战派获胜。这场辩论中，主降派和主战派各持己见，吕思勉则对江东最终选择抗曹的原因给出了独到见解。
主降派的理由
当时江东大部分人（包括张昭）主张投降，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曹操以“汉相”的名义出兵，与之对抗就显得师出无名，像是反抗朝廷。其次，曹操已经拿下了荆州的水军，同时拥有步兵，可以水陆并进，因此长江天险已经不再是可靠的屏障。最后，双方兵力悬殊，寡不敌众。
主战派的理由
主战派以鲁肃、周瑜等人为代表，他们力主抗曹。鲁肃提醒孙权，如果投降，自己不过是换个地方做官，而“带头大哥”的下场就很难说了；但如果抵抗成功，则能开创一番霸业。周瑜的理由则更加具体和务实：首先，曹操的北方腹地并未完全平定，关西地区还有韩遂、马超等人，因此曹操的军队无法长期作战。其次，北方人不善水战，而刚刚归附的荆州人也并非真心诚服。最后，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严寒，北方军队缺乏马草，天时对曹军不利。诸葛亮也以类似的理由游说孙权。当然，最根本的是，“宏图霸业”更符合孙权的个人追求，于是，他决定与刘备联手。
吕思勉的见解
吕思勉认为，主战派的上述理由只是表面借口，江东最终选择抵抗，根源于自身的“野心”。他评价孙权、周瑜、鲁肃等主战派是“好战”、“行险”、“有野心”的一群人。他指出，当孙权在众人面前斥责曹操“欲废汉自立”时，真正有称帝野心的其实是他自己，而迎战的目的是通过抵抗曹操来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甚至最终称帝。
《三国志•鲁肃传》记载，鲁肃初到江东时，周瑜就引用“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的预言，劝他不要北归。而后，鲁肃又对孙权进言：“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这些建议深得孙权之心，显示他们早就有了割据东南、伺机称霸天下的想法。而孙权在称帝后，也曾当着百官的面，得意地称赞鲁肃当年“鼎足江东”的建议是“明于事势”，并且嘲讽张昭，说如果当年听了他的话，现在可能要“乞食”了。这些都充分说明，江东选择抗曹，是出于其统治者和核心人物的个人野心与政治抱负，而不仅仅是对时局的判断。
曹操失策，但孙刘得胜是侥幸
不可否认的是，战前曹操的两次“失策”为江东的生存提供了机会。 首先，他撤走了孙策的劲敌——广陵太守陈登。 孙策用兵极为强悍，但两次攻打陈登都以失败告终。据《江表传》记载，孙策临死前的出兵计划，就是攻打陈登。 陈登颇有武略，因而吕思勉推测，即使孙策渡江，陈登也不会一蹶不振，而是能够收拢残兵，向朝廷求援，或者与其他部队联合，与孙氏相持。 因此，陈登在广陵，确实是孙氏的一个劲敌。 孙策之死本是“中央最好的机会” ， 然而，曹操却将陈登调为东城太守，使得江东隔江不再有能够牵制孙氏的强敌。 后来，曹操临江感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然而为时已晚。其次，曹操低估了孙权的实力和资历。 他试图通过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来“辅权内附”，即，劝说甚至胁迫孙权来投降。吕思勉认为，这种低估是“资格限人”的常见错误。 贾诩曾劝阻曹操不要在破荆州后顺流东下，但曹操不听，这大概也是因为他低估了孙权。
在军事层面上，战役的成败真相“颇为明白”。 尽管孙刘联军的兵力与曹军相比悬殊，约为一比五 ，但南方军队在水战上更具优势 。 黄盖的火攻之计最终导致曹军大败。 曹操无法继续在南方作战，留下曹仁守江陵后便带兵北归。 周瑜随后又攻下了江陵，使得“长江流域无复北兵踪迹”。然而，吕思勉认为，孙刘联军的胜利并非必然，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行险侥幸”的结果。 曹操固然犯了兵家之忌，但兵力如此悬殊，孙刘方面也没有必胜的理由。 战后，曹操将军事重心转移到了关西和汉中 ，这给了江东休养生息的空间。 假如曹操持续追击，南方政权未必能坚持太久。
3. 刘备的荆州到底是怎么丢的？
小说里的“关羽大意失荆州”已经成了一句顺口溜，仿佛荆州之失，关羽要负全责。然而，吕思勉给出了更为详细和独到的解释。我认为，这需要先厘清从赤壁之战后到荆州争夺战前，刘备面临的战略形势。概括而言，赤壁之战胜利后，刘备成功占据荆州，并夺取了益州，奠定了鼎立之基。然而，北有强敌曹操，东有随时可能反目的“盟友”孙权，内部则战线漫长、兵力分散。汉中大捷的荣光背后，已然潜藏着荆州危局的风险。
隆中对与刘备面临的形势
“隆中对”的宏伟蓝图与现实困境
在刘备集团发展初期，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是其核心战略蓝图 。该计划明确指出，曹操实力强大，不可轻易与之争锋；江东的孙权，可以作为联合对象，但不应图谋吞并。因此，刘备发展的战略方向应聚焦于荆州和益州。待占据此二州后，可待天下有变之时，兵分两路：一路由上将率荆州之兵出襄阳、南阳直指洛阳，另一路则由刘备亲率益州之兵出关中，如此便可成就霸业，复兴汉室。吕思勉认为，这一构想并无可疑之处，因为它完全符合当时天下的大势，是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必然能够洞见的。
然而，现实却布满荆棘。赤壁战后，刘备处境依旧“局促不能发展”。荆州北部的襄阳等重镇仍在曹操手中，沿江要地又多为孙权所占。刘备仅据有湖南部分新开发的郡县，地盘狭小，不足以成就大业。益州虽是理想目标，但地势险要，强攻不易。
危机四伏的孙刘联盟
“隆中对”将孙权定位为可以联合的对象，但江东统治集团内部对刘备的态度却极为复杂，充满了算计与敌意，使得这段联盟关系始终暗流涌动。
- 周瑜的“锋锐”与“狠计”：作为江东“才雄心狠”的代表人物，周瑜对刘备充满戒心并力主除之 。他曾向孙权献上两计。第一计是趁刘备赴京口会见孙权之机，将其软禁，然后分化利用关羽、张飞等将领为己所用，去对抗曹操。吕思勉评价此计“太狠而不可行” ，反而可能激起他们的武装对抗，甚至可能使其愤而投降曹操。第二条计策则相对稳健，即联合宗室孙瑜进攻益州，成功后由孙瑜留守，自己则返回与孙权共守襄阳，以图北方。此计虽获孙权采纳，但周瑜在返回江陵准备出兵的途中病逝，计划未能实施。
- 鲁肃的“稳重”：周瑜死后，鲁肃接替其位。与周瑜的激进不同，鲁肃为人稳重，是孙刘联盟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主事期间，孙刘关系相对平稳，未发生大的冲突。
- 孙权的算计：孙权曾主动提议与刘备共取益州，实际上是想让刘备充当先锋，自己则伺机在后方占便宜。刘备集团的谋士殷观识破了这一计谋，建议推辞出兵。最终，由于双方“各怀鬼胎”，计划作罢。
- 吕蒙的“继承”与预谋：吕蒙的行事风格与周瑜相似，是夺取荆州计划的积极推动者。他向孙权建议，相较于难以防守的徐州平原，夺取荆州、完全控制长江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江东水军的优势在长江流域能得到最大发挥。孙权对此深表赞同。
西线拓展的机遇与隐患
正当刘备发展受限时，益州牧刘璋因畏惧曹操将攻打汉中，主动请刘备入川相助，为刘备提供了夺取益州的绝佳机遇。在益州内应张松、法正等人的推动下，刘备率兵入川。他先驻兵葭萌，收买人心，后借故与刘璋决裂，采纳庞统之计，最终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攻占成都，实现了“隆中对”规划的关键一步。
西线高歌猛进的同时，东线的荆州问题再次爆发。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进攻汉中张鲁，孙权趁机向刘备索要荆州，并派吕蒙出兵占据湖南东部诸郡。此时刘备集团主力已调入四川，荆州兵力空虚，仅有关羽留守 。为避免两线作战，刘备不得不与孙权议和，以湘水为界重划荆州，江夏以南归孙权，南郡以南归刘备，关羽驻扎江陵。这次划分，刘备实际上占了一些便宜。
随后，刘备立刻挥师北上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杀曹军主帅夏侯渊，击退曹操亲率的大军，成功夺取汉中，势力达到顶峰。然而，这场西线的辉煌胜利，是以进一步抽调荆州兵力为代价的，它导致荆州防务愈发空虚，为日后关羽败亡、荆州丢失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荆州之失原因复杂
我认为，在探讨荆州的“得”、“失”之前，首先要弄明白这个地方的归属权问题 。社会上流传的“借荆州”一说，认为荆州本属于孙权，是孙权借给刘备的，这其实是错误的。吕思勉指出，孙权从未真正占有荆州全境，直到赤壁之战这一年，他才打破黄祖，不过掳掠了些人民回去，而当时做江夏太守的，依然是刘琦（刘表之子）。按照封建时代的规则，谁能以实力占据土地，土地就算是谁的，因此，“荆州该是刘琦的”。刘备也曾上表推荐刘琦为荆州刺史以示尊重。不过，周瑜打下的南郡自然也不会轻易交出，而且刘琦不久后便病逝了，这些引发了荆州的归属争议。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荆州的“丢失”是其政权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既是关羽个人在战术和为人上的失误，也是孙权集团长期精心策划的结果。但吕思勉认为，究其根本，是刘备集团的“顶层战略设计”出了问题——他急于在西线扩张，却导致荆州防务长期空虚，给了孙权可乘之机。
关羽的军事冒进与失察
荆州之失，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关羽发动的襄樊之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刚夺取汉中，关羽便出兵围攻曹仁驻守的樊城 。此举的意图，很可能是为了牵制曹操在关中方面的兵力，以策应刘备在西线的胜利。战争初期，关羽水淹七军，擒获于禁，威震华夏，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此时关羽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首先，他“刚愎贪功”，在曹操已从汉中退兵，战略牵制目的已经达到的情况下，没有见好就收，反而执意要攻下坚固的樊城。这种“顿兵坚城之下”的做法，是兵家大忌。吕思勉评价，关羽此时“勇敢有余，谨慎不足”。其次，关羽中计失察，错误调兵。东吴方面，吕蒙以养病为由，推荐毫无名气的陆逊接替自己，以麻痹关羽。陆逊到任后，致信关羽，言辞极为谦卑恭敬。关羽果然中计，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将留守后方的部队调往樊城前线，导致后方兵力极度空虚。
关羽的性格弱点与部下反叛
如果后方能够有效抵抗，荆州尚有一线生机。然而，关羽的性格弱点最终导致了内部的崩溃。《三国志》评价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即善待普通士兵，却对同僚和下属中的士大夫阶层十分傲慢。镇守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和守公安的将军士仁，都与关羽不和。当吕蒙的军队兵临城下时，这两人几乎毫无抵抗就开城投降了。吕思勉推断，他们的反叛，很可能是关羽的这一性格弱点导致的。
东吴的周密策划与连环计
与关羽的轻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吴对夺取荆州准备充分，谋划已久。早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去世后，接班人吕蒙就向孙权提出了夺取荆州、全据长江的战略。也就是说，东吴夺取荆州的计划自那时起便已确定，只待时机，而刘备方面却对此一无所知。
为确保一击成功，吕蒙设计了一套连环计。他先是诈病，并推荐陆逊替代自己，以迷惑关羽。在关羽中计调走后方部队后，孙权亲征，吕蒙为先锋，将精锐士兵藏于商船之内，沿江突袭。他们还沿途抓捕了关羽设置的斥候，彻底封锁了消息，使得荆州守军猝不及防。吕蒙占领江陵后，又配合以“攻心计”。他严明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并特别优待关羽出征将士的家属。这一举措，从根本上瓦解了关羽前线军队的军心。士兵们得知家乡无恙且被善待，纷纷溃散，最终导致关羽兵败身亡。
根本原因：刘备的战略失误
吕思勉认为，如果说关羽的大意是荆州失守的直接原因，那么刘备的顶层战略失误则是“祸根”。刘备急于吞并刘璋，夺取益州，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核心文武力量都调入了四川，仅留关羽一人独守荆州，导致荆州兵力不济。此后为了夺取汉中，又令关羽出兵襄樊以作牵制，进一步将荆州置于险地。
吕思勉认为，刘备本有更好的选择 。他若不“反噬”刘璋，而是真心帮助刘璋北上攻取张鲁，不仅易如反掌，还能联合凉州的马超、韩遂等人共同骚扰曹操的后方关中地区，使曹操难以应付。然而，刘备“心计太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即刻“变现”的方案，却给了曹操平定西北、夺取汉中的时间和机会，最终使自己陷入独当一面的困境，也埋下了荆州丧失的祸根。
这一战略失误的恶果并未就此停止。荆州丢失后，刘备不听赵云劝告积蓄力量以图北方，而是执意伐吴，其根本原因也是一种战略误判。他自认为集结蜀汉主力可以一举夺回荆州，却低估了东吴的实力，最终被拖入持久战，于猇亭/夷陵惨败，蜀汉国力也因此一蹶不振。
4. 蜀汉“北伐”为何屡屡失败？
荆州失守是“致命伤”
荆州失守和关羽身死，对刘备来说是致命一击。这直接破坏了“隆中对”里“兵分两路”的北伐计划。之后，刘备只能从四川出兵攻打关中，无法同时从荆州出兵攻打洛阳了。从汉中到关中，路非常难走，而且魏国也能集中兵力防守。吕思勉推断，这很可能是诸葛亮多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
用人失误，功败垂成
第一次北伐（228年）本是形势最好的一次。当时，曹魏对蜀汉疏于防备，蜀军出其不意，势如破竹，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望风而降，取得了辉煌的开局。此时，“长于谋略”的蜀国名将魏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子午谷奇谋”（《三国志 》注引《魏略》）：他判断，魏国的安西将军关中都督夏侯楙“无勇无谋”，不过仗着曹操女婿的身份添列其位。因此，可由他率领五千精兵，出其不意直取长安，再与诸葛亮的大军汇合。如此，咸阳以西就可平定。吕思勉评价，此计虽看似冒险，却抓住了敌方主帅无能的弱点，极有可能一举拿下关中。
然而，一向谨慎的诸葛亮没有采纳魏延的计策，反而派自己器重但缺乏实战经验的马谡镇守街亭。结果，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在关键战役中失机，导致战略要地失守。蜀军全线陷入被动，之前取得的战果付诸东流，只得无奈退回汉中。可以说，街亭之失，错不在计谋，而在用人。诸葛亮未能人尽其才，弃用经验丰富的将才魏延，而错信了纸上谈兵的马谡。一次关键时刻的用人失误，致使功败垂成，也葬送了蜀汉北伐的最佳时机。从此，曹魏有了警惕心和防备意识，蜀国的北伐之路愈发艰难。
诸葛亮死后，蜀汉内讧自我消耗
诸葛亮去世前，北伐形势曾一度转好。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以解决后勤运输难题，又采用分兵屯田的策略，实现了大军的长期驻扎，兵锋直逼长安。可以说，那时的蜀军已经重整旗鼓，蓄势待发。然而，诸葛亮在阵前病逝，留下了权力真空，点燃了内部矛盾。而这场内耗，导致大将魏延身死，蜀汉损失了一位极富才略和进取精神的将领，无疑自断臂膀。
关于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的冲突，史书上的记载争议颇多。吕思勉认为，《三国志》和《魏略》中关于魏延因“谋反”被杀的说法并不可信。他指出了几点不合逻辑之处：其一，以诸葛亮行事的周密，不会在弥留之际只与少数人密谋退兵，而将先锋主将魏延蒙在鼓里；其二，杨仪是文官，并无自己的军队，不可能有实力去攻击手握重兵的魏延；其三，魏延作为一代名将，其部队也绝无可能被何平的几句话就骂散；其四，杨仪很难轻易策动诸将去反对魏延，况且史书记载，两人互相上表指责对方谋反，表明当时已是公开对峙的局面。
吕思勉推断，事件的真相更可能是一场战略路线之争引发的政治斗争。诸葛亮死前未能明确指定接班人和后续方略，导致主张继续北伐的魏延与主张退兵的杨仪产生尖锐对立。杨仪利用其中央幕僚的身份，控制了军队的指挥系统，最终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击败了仅能指挥自己先锋部队的魏延。魏延兵败后，杨仪等人为了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便给他扣上了“谋反”的罪名。对此，《三国志》曾明示，魏延的本意是想除掉杨仪，而不是要北上投降曹魏。另一个旁证是，杨仪在平定所谓“叛乱”后并未获得提拔，反而是蒋琬继承了诸葛亮的职位，显得与常理不符。这也暗示，魏延之死并非简单的“叛乱”事件，而是一场内部倾轧。
保守派长期掌权，错失北伐良机
蜀汉经历了因诸葛亮之死而引发的内讧之后，先后由蒋琬、费祎等保守派主事，错过了趁曹魏政权“多事之秋”的出兵良机。吕思勉指出，蜀汉若想生存，只能“以攻为守”，这是因为，魏、蜀两国国力悬殊。据魏国记载，魏国灭蜀一战，蜀国总兵力不过九万，而魏国仅三路先头部队就已超过十六万。在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下，偏安一隅无异于坐以待毙，唯有主动进攻，才能在外部袭扰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也正是诸葛亮生前坚持北伐的核心考量。
从魏国齐王曹芳即位到高贵乡公曹髦被弑，这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是曹魏政局最动荡、内部最不稳的时期。对蜀国来说，这倒是重启北伐的黄金窗口期。而且吕思勉认为，机会稍纵即逝，越早出兵，成功的可能性越大。遗憾的是，自诸葛亮去世直至蜀国灭亡的二十九年里，蜀国掌权者无所作为。蒋琬和费祎主政近二十年，奉行避战自保、因循守旧的国策，几乎没有对魏国采取任何有威胁的军事行动。他们未能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坐视曹魏内部局势逐步稳定，最终彻底关上了北伐的大门。因此，吕思勉认为，蒋琬和费祎对蜀汉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比之下，后世许多人将亡国之责归咎于姜维，实在有失公允。姜维是诸葛亮北伐事业最坚定的继承者，然而，费祎在世时，处处掣肘姜维，不肯多拨兵马，使其难以施展。等姜维真正掌握兵权时，北伐的最佳时机早已错失。他屡次兴兵，不过是“不可为而为之”。此外，吕思勉认为，姜维本人对汉室的忠诚毋庸置疑。他本是魏将，因“心存汉室”遭疑而归蜀，一生都为兴复汉室的理想而战。即便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仍在策划“诈降”复国。因此，吕思勉赞其为“封建道德之下的烈士”。然而，姜维最终成为了“亡国臣”，他的悲剧和蜀国的灭亡，是后诸葛亮时期的统治集团奉行保守战略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彩蛋：打假著名“坊间传闻”
人的认知，基于脑海里储存的信息。如果信息本身是错的，那么他的看法也必然是错的。因此，吕思勉认为，历史研究，关键不在于知道多少史料，而在于修正过去的错误。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从大家熟悉的事情讲起，这样才更容易听懂，也更有趣。那么，关于三国，市面流行中有哪些著名的“误谬”呢？
- 诸葛亮的“空城计”？
——“空城计”的原型是赵云在攻取汉中时的“空营计”，他虚张声势吓跑曹军，刘备称“子龙一身是胆”。其实，除了英勇善战，赵云也颇有谋略。（这是我在去年写的文章《共饮一江水——随<长江小史>解锁川、藏、滇》里留的一个比较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 关羽“杀颜良、诛文丑”?
——颜良的确是关羽杀的，他在立功报恩后，封书拜辞曹操，走归刘备。但文丑是曹操自己人办的。
- 关羽“斩华雄”？
——华雄是被孙坚所杀。当时，东方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华雄是董卓的都督。
- 张飞“五大三粗”？
——张飞出生不错，很有文化，不是粗人。此外，据成都武侯祠的讲解员介绍，张飞的两个女儿都很美，因而“好色”的刘禅主动迎娶。根据遗传学，张飞也应该是个“大帅哥”。【全】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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