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手稿/草稿，非正式发表，仅临时展示。该文动笔于作者读博期间，最新版完成于近日。
前言
后疫情时代，东西方的隔阂似乎日益加深。局部热战的阴云、经贸领域的摩擦以及意识形态的“新冷战”，都在侵蚀着文明交流的根基。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右翼势力抬头——无论是以勒庞为代表的法国极右政党崛起，还是德国新纳粹思想沉渣再泛，都给人类文明乃至全球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更令人唏嘘的是，在中东，曾经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今日却在内塔尼亚胡的铁腕政策下，变为加沙地带“种族灭绝”（genocide）的施加者。[1]
世局动荡之际，笔者亦观察到了一个与中国密切相关，且令人忧虑的现象：部分西方国家在疑虑和误解中，似乎正逐渐关闭与中国交流的大门。然而，中华民族曾在闭关锁国中吃过大亏，深知开放与交流的重要性。国际环境越是纷繁复杂，越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开放的心态，以一切人类智慧与挫折为师。学习和借鉴，不是为了亦步亦趋，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并更好地认识及发展自我。
好的学问，是提出契合时代的深刻问题，以供世人探索（许倬云）。笔者认为，在当前背景下，重新审视“西学东渐”这一历史命题，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将回顾自明末至今“西学东渐”的漫长历程，梳理其在不同时期的形式特点与核心目的。笔者亦将结合自己在英国留学的经历，探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西学”中是否仍有值得东方人借鉴的“他山之石”。通过此番反思，提供一个于历史纵深处重新审视当下与未来民族命运的视角。
“西学东渐”的历史脉络
自明朝起，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文化，历经了明末清初、晚清、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时期。随着国情与世局的演变，中国人怀抱着不同心态，持续探索西学。
所谓“西学”，是指欧洲、北美、大洋洲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从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到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机械……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西学东渐”，指的是西方上述学问传播到东方（本文指中国）的过程。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主要以传教士、商人、旅行家为桥梁，其形式特点可谓“引进来”。
利玛窦是该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作为传教士，他以一部《天主实录》将西方宗教远播至东方古国，并与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前六卷），撰写《乾坤体义》和《坤舆万国全图》，对中国人接触“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学科概念起到了深远影响。
由于此时西学重点在于科学技术且尚未普及至民间，而官僚贵族阶层的普遍看法是，西学不过继承了古代“中学”之衣钵，因此，西学没有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造成冲击。
鸦片战争中，英国人以枪炮扣关，王朝统治者终于意识到了差距。自19世纪中叶期起，中国人逐渐以更积极的姿态了解西方。这时期，不仅有诸如梁廷枬、魏源、严复、梁启超、李善兰、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等中外人士通过大量专著和译注（如《天演论》、《海国图志》、《大英国志》等）把西学“引进来”，让普通民众不必远渡重洋就能领略欧美国家风土人情，更有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出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学习科学技术。著名医学家、教育家、第一位从欧洲大学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黄宽（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外交家唐绍仪，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顾维钧等，都是通过海外留学将所学所思带回祖国并运用于社会实践的代表。
清末民初，中国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表明，洋务运动在坚持儒教文明的同时，意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实用性。然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反映出满清统治者仍然深陷在与自身国际地位早已不符的帝国虚妄中。拯救封建王朝这一根本目标的错误性，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的汉阳兵工厂、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四支远洋海军……三十多年官办工业积累起来的军事资本，没能抵挡住甲午战争中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日本经历二十年民治维新，真真焕然一新。
意识到“器物”不足惧后，国人又掀起了“制度”学习的热潮。从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推行“民主共和”，中国在效仿西方政治体制的尝试中举步维艰。然而，中国人的思想却日益多元化。五四运动便是中国在西学影响下，以及在思想争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西方学说如何运用于中国的几次大论战，为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作出了重要铺垫。
从明朝末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无论“引进来”还是“走出去”，“西学东渐”的主导力量来自政府。确言之，是因各时期统治阶级或领导阶层对西方世界的好奇、兴趣，或自救、自强之需而引进西方科技文化，派遣留学生、官员、外交人员赴欧美学习考察。那些依靠政府支持走出国门、参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人，尤其是公派留学生，往往怀有强烈的借“他山之石”振兴中华的使命感。詹天佑、梁诚、钱三强、钱学森等近现代杰出人物均为代表。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的国门再次向世界敞开。与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的国门是主动打开而非被动撬开，其后迎来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再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着中外交流日益深入，国人承袭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那种“国仇家恨”的情绪日渐稀释。我们对西学的态度也日益包容，眼光更具批判性，真正迈向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境界。
来到二十一世纪，当中国人的财富飞速积累起来后，我们的经济自信和零距离“开眼看世界”的渴望也在日益增长，“西学东渐”被赋予了新的实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国家或单位“公派”不再是出国的唯一途经，普通民众亦能凭借自身财富或技能，自我创造机会。求学深造、旅游购物、文化体验、工作机会等，都成为了中国人出国的缘由。“走出去”的中国人也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留学与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以“西学东渐”最重要的媒介留学生为例，自2000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已是全球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2015年留学生总数首次突破50万，达到52.37万人，其中自费生比例为92%，占绝大多数；回国人员总数首次超过40万，为40.9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占91%。[2]2024年留学人数基本恢复到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最高水平，约为70万人，较2015年增长34%。[3]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回国求职的“海归”较2023年增长7%，达到2018年的1.44倍 ；其中，应届留学生较上年增长19%，达到2018年的2倍。[4]
由此可见，越来越多家庭有能力、也愿意承担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将子女送出国读书。但与此同时，学生们也越来越把留学当成一种学术、文化和生活体验，或谋求“海归”身份的就业优势，并无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的打算。
就中国学生的留学目的地来看，排前五的是美国（占28.92%）、英国（占14.27%）、澳大利亚（占9.15%）、加拿大（占7.81%）和韩国（占5.81%），特别的是，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5]除了把孩子送出去读书，近十年来还有一个趋势：中国把一些欧美国家的一流学校“搬”到国内来，以“联合办学”等形式对中国学生开展教育。[6]
不难发现，北美、欧洲和大洋洲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即“西学东渐”的最早来源地，仍然最富吸引力。而当代学生的选择偏好，投射出的正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西学文化传统心态。
“他山之石”仍可“攻玉”
经过近代一百多年的战争洗礼，又经现代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提升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小觑的高度。除开这些，中华民族也有着植根于其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自信。古老的文明加上现代化迸发出的新生命力，中华民族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东西。
“救亡图存”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彼时的爱国情怀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习精神，在当代是否仍然能够孕育出“善果”？中国人今天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明呢？
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有句话：“不要从国家看世界，要从世界看国家。”[7] 先生无疑是在提醒国人，倘若我们故步自封、闭目塞听，回到帝国末世的狂妄之姿，便会阻碍国家与社会的进步，甚至使中华民族重蹈覆辙。史学家许倬云也曾劝诫当代青年： “中国以外，还有外国”，我们应当拿全世界人类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8]因此，我们不妨胸襟更加开阔一些，心灵更为自由一点，以一切人类文明为“师”，取长补短，借力增势，行稳致远。
从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这方面来看，“以人为本”的人伦精神和诚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可以说是西方学界的两大基石，且长期执行得比较好。这两样，中国也有其悠久的传统。然而，西方特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亦可资借鉴。
西方文明并非永世楷模，西方人经历过深重的苦难与人性的堕落。例如二战时期，纳粹以“非人”的方式蹂躏犹太人，试图对其赶尽杀绝。1940至1945年间，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关押过至少130万人，其中约110万人被杀害，死者包括至少96万犹太人、7.4万波兰人、2.1万罗马吉普赛人、1.5万苏联战俘和1-1.5万其他国家人民。[9]对待“无用者”，纳粹将他们投入比克瑙毒气室集体杀害；对待“有用者”，纳粹以“劳动致死”的阴谋强制他们在恶劣环境下从事生产，并在过程中对其百般虐待。更有甚者，纳粹军医打着“科学实验”的幌子对集中营里的婴儿、双胞胎和成年人进行包括“强制绝育/孕”在内的所谓“医学试验”。[10]
这些不禁让人联想到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行经。然而，与亚洲不同的是，欧洲在战后不久便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对纳粹主义进行了及时、彻底的清算，而战争策源国的人民和后世领导人也以最诚恳的方式向犹太人和战争受害者进行了道歉。因此，德国很快恢复为正常国家，欧洲也在战后二十年走上了融合互助之路。
西方世界的权力均衡在战争中洗牌，但其文明却没有在战争中沉沦。以史为鉴，西方人通过新的制度约束将学术价值的人伦期待推向了更高境界。在当今许多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学术伦理”成为了悬在科研人员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其要义为：学术研究应以“人”为目的，且不以之为“其它目的”。
为避免集中营里泯灭人性的“伪医学实验”再次发生，《纽伦堡守则》（Nuremberg Code）明确规定：凡进行涉及人的医学实验，研究人员必须获得实验对象同意，并且不得对其造成伤害。可见，二战及纽伦堡审判实为学术伦理之滥觞。其后，在实践中经过多次修改的《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WMA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Participants）详细规定了科研人员在进行涉及人类的医学实验中所需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许多国家以世界医学会的文件为蓝本制定了自己国家的科研准则。起初，这些规则仅针对生物医学研究，但不久就被广泛运用至一切涉及到人的项目——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在美国，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等对科研项目的伦理规范程序审核非常严格。1960年代，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通过“科研风险防范办公室”（Office of Protection from Research Risks）颁布指导意见，要求对所有“涉人”课题进行伦理道德风险评估。尽管这一规定名义上只适用于由17个联邦政府部门资助的研究，而政府也列举了一系列可以享受“豁免权”的项目种类，但为争取“免检”待遇所需提供的证明材料往往繁琐到与接受审核不相上下。
现实是，美国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自愿遵守学术伦理道德规范，对几乎所有类型的科研项目都开展“程序伦理”（Procedural ethics）审核。在澳大利亚，由其国家健康及医疗研究理事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颁布的学术伦理指导意见明确表示，它只资助那些对所有“涉人”项目进行学术伦理评估的科研机构。该意见得到了大学的支持，许多学校把所有类型的社会研究都纳入程序伦理审核机制。
1999年，澳大利亚《涉及人类的科研道德行为国家声明》（National Statement on Ethical Conduct of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s）为大学的这一做法背书。加拿大、英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也无一不高度重视学术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风险，其所制定的相关准则也无一不旨在约束研究者的行为、保护所有研究参与人员的利益。
如果说捍卫人类福祉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那么诚实严谨则是研究过程中应该持有的学术态度。这一点，许多中国学者亦精诚恪守。笔者在此想根据自身在英国读博期间的所见所闻，谈谈西方在这方面的特点及可取之处。
西方学界对“剽窃”（Plagiarism）行为的查处力度非常大。以笔者所在的爱丁堡大学为例，这里每门课的老师都会在课堂上强调，引用他人成果必须标明出处，否则成绩将会被取消，抄袭者也将面临处分甚至被学校开除。爱大许多学院还专门设立机构或办公室来整治学术不端行为。
其严格之处在于，所有正式提交的课程作业或论文都要经过系统查重，且爱大规定的重复率往往低于国内许多学校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学生不仅不能抄袭他人成果，也不能“自我抄袭”（Self-Plagiarism），也就是说，引用自己的内容，也要注明。此外，不仅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献要注明出处，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也要作以说明。
另一点值得提及的是，爱大的课程作业经由网络系统匿名提交，该系统还会自动统计迟交时间，根据规则计算罚扣分数。如此，“人情”和“关系”这类影响成绩判定的因素大为削弱，打分的公平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
西方人做研究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相比也有其特色。中国人的办事习惯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常，我们会首先找到一个感兴趣的研究话题，继而建立一套可供实现目标的分析方法。而西方思维是“从抽象到具体”。西方学术非常重视方法论，相关著作浩如瀚海。他们认为，只有系统掌握了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分析具体问题。在爱大，博士和研究型硕士第一年所设课程几乎都是方法论：如何搜集资料，如何分析定量/定性数据，如何设计课题，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这些都可以作为一门课讲授一学期。而国内的研究生课程通常根据授课老师的研究领域开设，内容生动具体，针对性强。
再者，关于开展研究的动机问题。西方人在开始研究之前，会做大量关于“动机”（motive）和“目的”（purpose）的辩护（justification）。不仅如此，每一步决定，每一个选择，都需要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支持。例如，为什选择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特定的数据源、特定的分析模式、特定的采访对象……这些都需要充分论证。简言之，在思考如何实现目标之前，先得证明这个“目标”以及关于它的所有预设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国内的重点通常是直接寻找办法，把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明白。所需指出的是，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并无优劣之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智慧，各有其迷人之处。
尾声
经过以上讨论，也许我们该回到初心，问一问自己：中国人“以世界为师”，向其它文明学习的意义何在？
关于这个问题，许倬云在周有光之后，进一步启示着后人：首先，中国人要跳出自身局限，“从世界看中国”，意识到中华民族只是文明林立的世界大舞台其中一员，她不是孤立的，也不必孤芳自赏；但最终，中国人要记得回归自我，“再从中国看世界”，认识到自身的坚韧性和文化特质正是中华文明千载传承的重要原因，世界舞台也因华夏之光熠熠生辉，因此，我们不用妄自菲薄。[11]
假如华夏民族能继续识别其它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可取之处，吸收它们以滋养自身，那么，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西学东渐”仍可发挥其原初的核心价值：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孙中山。【全】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博士、旅欧华人）
参考资料：
[1] 国际种族灭绝研究学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nocide Scholars (IAGS)）2025年8月31日通过决议，依据国际法，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政策与行动定义为“种族灭绝”（genocide），认定其构成“战争罪”（war crimes）和“反人类罪”（wars against humanity）。参考IAGS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Gaza https://genocidescholars.org/publications/resolutions/
[2] 数据来源：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603/t20160322_234629.html
[3] 数据来源：新华通通讯社-环球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50707/3dec6e1510dd4ba384499f5ca85bb238/c.html?utm_source=chatgpt.com；启德教育《2024中国留学白皮书》；Zhaohui Li，“Forecast and Analysis of Reasons for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Highlights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Volume 24 (2022)。
[4]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发布《2024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国务院侨办网站：https://www.gqb.gov.cn/news/2025/0227/59739.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5] 数据来源：全球化智库（CCG）《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
[6] 参见中信银行-华润百富《2016留学趋势特别报告》。
[7] 参见常州周有光故居内的介绍。
[8] 参见《十三邀》对许倬云的采访。
[9] 数据来源：Holocaust Encyclopedia网站https://encyclopedia.ushmm.org/en
[10] 参见Holocaust Encyclopedia网站https://encyclopedia.ushmm.org/en
[11] 参见许倬云《华夏经纬》，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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