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手稿，非正式发表/出版之定稿，仅临时展示。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曾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任教，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雅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先生被誉为“一代通儒”，一生著述八十多部，代表作有《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
《中国历史精神》是他1951年在台北给国民党高级军官讲演中国历史的内容整理。
- 史学的生命维度
- 亡国始于掐断历史生命
- 个体生命史的真伪
史学的生命维度
钱穆将历史视为人类的生命，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人的生命在哪里呢？这位史学家的答案是：过去的生命在现在、在未来；现在的生命在过去、在未来；未来的生命在过去、在现在。历史的生命亦是从过去透达至现在，再延伸向未来，于永恒中吐纳万物之变，又在日新月异里感知永恒之美。“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化”中有“续”，其中蕴藏着的是一贯的历史精神，是钱穆眼中“人生文化”的最高意义与最高价值。
在这里，“时间”是一个玄妙的概念。历史上的“时间”与物理学上的“时间”是有区别的。钱穆称，历史上所谓的“过去”，并未真正过去，而“未来”其实早已到来。如此这般时序上的交叠，构成了历史时间的“绵延性”、瞬息万变中“凝然常在”的特殊性。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对过往无知，便难以理解当下，更无从应对未然。
万物皆有史。如果历史本身等同于“全部的生命”，那么历史研究即为“生命之学”，温凉可触。在钱穆眼里，史学最重要的是从史料中探寻人类经验的意义和价值，形成历史知识，为后世提供参照和指导，并预知未来。即，“鉴古知今”、“究往穷来”。在这点上，另一位史学家吕思勉的看法则不太一样。吕思勉认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前车”并非总是“可鉴”的。再者，“历史真相”多的是“雾里看花”，局外人无从得知细节，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经验就不足为据了。所以，吕思勉主张，历史研究的重点是纠正错误的信息和认知。（参考文章）
两位史学家从不同角的度探讨了历史研究的任务。钱穆强调了历史所能提供的经验价值，而吕思勉则更在乎真伪之辨。细想可以发现，“价值性”与“真伪性”其实并不矛盾，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学术追求。事实上，这两者也同时存在于他们各自的治史实践中。如果作为后人的我们也能将两种智慧有效结合，在探知真相或接近真相的过程中提炼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或许能进一步激发出史学这一“生命之学”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不谋而合的是，两位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史观”，即，一套观察人生的“修养”和“眼光”。这涉及到不同方面的问题，其中，如何看待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吕思勉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参考文章）。钱穆则在时空维度上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比较重要的是，他认为，研究历史，“问题”要从当代提炼，“答案”要到过去寻找。但他也指出，现实环境和面对问题的差异将导致答案的不同。另一点是，研究中国历史，不该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而要注重自身经验。黑格尔的“文化等级”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线性化”发展论和斯宾格勒的“文化没落”说等，皆在钱穆批判之列。
显然，钱穆所说的“当代”是指中国的当代，“过去”也是指中国的过去。换言之，在时间轴的不同节点上，空间是具有一致性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历史生命得以延续的物理条件。
亡国始于掐断历史生命
出生于甲午战争之际、成长于辛亥革命新旧制度动荡交替期、又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国内解放战争……时代风浪里的史学家总是能察觉到常态之外的因果关联。钱穆1951年在台北的系列演讲以“中国会不会亡”这个二十世纪初迫在眉睫的问题为引。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给了他莫大的精神鼓舞，使其在情感上树立起了对民族命运的坚定信仰。后来又经长期的自我检讨，钱穆在理智上也判断到：中国不会像波兰、印度一样被瓜分而灭亡。其根源在于，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民族生命和文化生命顽强而富有韧性，难以被外力摧毁。
钱穆将民族、文化和历史归结于“同一个实质”——民族精神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始是文化精神，也即历史精神。他认为，有历史才会有文化和民族，所以，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不同于自然的生命，历史、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生命”可以“无限地持久”，须得“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
如果歪曲利用上述关联，便会导向一个反历史、反人类的斗争“策略”，如钱穆预警示：要灭亡一个国家，定要先灭亡他们的历史；要改造一个民族，也定要先改造他们的历史。可悲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开始陷入了一种原理相似的、被钱穆称为“文化病”的矛盾现实——“刻意要利用历史，又刻意要打倒历史”。典型的症状是，许多人不研究历史，却言必称“历史”；奉历史为“理论依据”，却又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批评历史，似乎要把中国的过往一笔勾销才痛快。
为何当时中国人会出现这种“自戕”式的“变态心理”和“反常情感”呢？从钱穆言辞激烈的批判里，可以理出两大主要原因。首先是国民自身缺乏历史知识，这是内因。中国拥有被钱穆誉为“最伟大”的历史和“最高明”的历史记载，但论及历史知识，那时的国民极为匮乏。无知产生怀疑与轻蔑，甚至是厌恶反抗的情绪，催生了存心破坏的冲动。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宣传的误导，这是外部环境因素。当历史以某种目的被标语化、口号化之后，缺乏历史知识的人自然容易随大流，好似有必要用它们来佐证其跟风行为的正义性。引发钱穆反思的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两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它们的进步性自不必说，但过程中某些话语的塑造，却对中国历史和民众认知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如辛亥革命“打倒二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一切重新估价”、“打倒二千年来的学术思想而全盘西化”等。
就说“专制”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它其实是辛亥革命时期因政治动员需要有意被推高的。用现代流行语说，这叫“热词”，它让民众从此误会了中国历史，以为过去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政治最大的特色就叫“专制”，一切都十分黑暗，必须全部推倒重来。观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会发现，人们还在受着当时革命口号的影响，习惯性地把许多想打倒的都称为“专制”，再指向中国的过去。可以预见的是，“专制”也将成为未来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批判历史时张口就来的话语。这正是一种“历史时间”的绵延性——过去的错误观念并未真正消散，其“遗风”还吹着现在人的头脑，而“未来”早已在当下铺垫开了。
但以上这种“绵延”与“透达”，是有害而无益的。钱穆质问，如果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果真从头到尾都是专制政府，那么，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和两千多年的监察制度怎么会有存续的机会呢？可见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逻辑的（详情待续）。钱穆批评到，辛亥革命用“专制”作为宣传口号来推翻清政府，只是实现了“一时之利”，但这种“歪曲历史”、“抹杀真实”的做法，从长远上看是弊大于利的。
当时的宣传者大概意识到了其中的漏洞，于是便说，中国人的“奴根性”使得专制政治得以推行两千年。钱穆再问，如果中华民族果真如此不堪，又有什么颜面在现代世界里求生存呢？于是后来的话术转变为，这些都是孔子的罪过，应该打倒孔家店，全盘学习西方。钱穆又问，两千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到底错在哪里呢？于是，宣传口径又变为，要改造中国的学术思想，就要先打倒两千年来的传统社会……一番东拉西扯，势必要在方方面面掐断自己国家的历史命脉。
既然历史、民族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的，那么，掐断历史的生命，便等同于掐断民族的和文化的生命。一个历史、民族与文化“全面死亡”的国家，谈何“将来”，更谈何“复兴”呢？二十世纪前半叶，外来侵略不曾消灭中国，但中国人自己“用伪历史打倒真历史”的做派却致使时代几近坠落。
钱穆言：新的国家，从旧的历史里产生；新的生命，从旧的记忆中建立。因此他主张，复兴中国，首先要复兴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知识。如果我们还记得吕思勉对“真相”的批判性思考，那么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复兴历史和历史知识，应该把诚实地对待历史作为第一大“修养”和“眼光”，不再让历史的叙述受困于主观需要，成为胡适口中“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最终陷于空洞。
命同一理，人类真正的生命力是从真实性中迸发出来的，历史的生命力也一样。
个体生命史的真伪
“亡国先亡史”、“改造民族先改造其历史”，细想一下，钱穆的这套逻辑运用到个体身上也是成立的。正向来看，要为一个人打造“人设”，首先要美化此人过往的经历，让外界对其形成良好的印象和持久的记忆。能成功塑造他/她的历史，便能成功塑造这个人。
反向来看，历史时间中个体“死亡”的含义是值得思考的。电影《CoCo》对“死亡”的理解是：当一个物理生命逝去的人不再被世界上任何一个活着的人记得时，他/她的生命就真正结束了。如果用历史的时间轴来衡量，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人即使物理生命还在，如果失掉了“过去”，那么，他/她的存在不仅是结束于当下，而且是从头至尾整个消失了。
历史的时间也许的确具有透达性和持续性，因此永远不会终结。然而，时间是从“过去”开始的，一切又都会成为“过去”。倘若没有“现在”，我们尚且拥有“过去”和从过去直接穿透而至的“未来”；没有“未来”，也还能保留“过去”和由过去发展而来的“现在”；但没有了“过去”，便无法在时间轴上找到透达与绵延的起始点，后续也就不会发生了。
由此可见，真正毁灭一个人，不是让他/她物理性消失，而是通过篡改、抹黑此人的历史，或者把关于此人的记录擦干抹尽，让外界没有机会客观公正地去认识、了解和记住这个人。所以，保护好“过去”是个体维持其生命和存在的关键，而比保存“过去”更为重要的是，恰当地叙述“过去”。
可怕的是，“用历史打倒历史”的“文化病”也在侵扰着个体生命。常见的情形是，加害者通过篡改或扭曲一个人过往的言语、行为和经历，把他/她推到诸如“精美”、“精日”这样历史意味浓厚的概念池里；再利用民族的伤痛记忆，煽动仇恨情绪，发动社会大众攻击这个人。
在这里，国家的历史是真实的，群众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被参与者自我解读为正义的、高尚的，但个体的生命历史和行为动机却被造假。阴谋者采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段，诱导人们用“群体的真历史”打倒“个体的伪历史”。后者是被精心炮制出的“假想敌”，但“乱拳”却一下下落在了真实的生命体上。
受骗者之所以被骗，原因与二十世纪前半叶国民喊着历史口号打倒历史相似。外因显而易见，是加害者制造虚假信息诓骗大众。内因则细思极恐，许多参与者其实并不了解他们针对的个体，又缺乏求真务实的态度，于是跟风批判。一旦他们从群体口径一致的狂热中找到某种“主体性”和“正义感”，就更不愿冒着自我确念被推翻的风险去探索事情的其它面。即便后来得知真相，也不乏有人抱着“出发点是好的”和“法不责众”的心态，心安理得逃避责任，任由侵害的后果延续下去。
以上情形是“伪”对“真”的篡夺，个体还存在。另一种情形是，直接把一个人过往的活动痕迹、他/她的所有物和关于他的记录、记载全部抹去、销毁，制造这个人未曾存在过的假象。这是“无”对“有”的颠覆，个体不存在了。前一种情况尚且需要通过“构陷”来提供“正义性”，后者连这一步都省略了。
如果说社会运动时期，“改造”国家的历史是出于政治动员的考量，那么针对个体生命史的篡改往往竟是为了保护加害者的利益，甚或协助其逃避制裁。而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却难以替自己辩驳。
假如我是导演，职业生涯里应该会有一部揭露个体生命史真相的电影。我将放弃直陈式的内心独白，而采用蒙太奇的剪辑方式：一侧镜头展现群体视角里的“我”，一侧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我”，让“真实的我”对峙“虚构的我”，场景两相撞击，刺激观众的感官，使其在强烈的对比反差中感受到个体生命的脆弱性和谎言对人不可逆转的伤害。
这部影片的全部意义在于促使普通民众意识到：人人都可能成为这个“我”，尊重他人的历史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全】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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