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手稿，非正式发表/出版之定稿，仅做临时展示。
近代以降的社会演变中，经济指标往往被视为衡量进步最重要的标尺。然而，史学家钱穆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对文化精神的执着守望，对中国社会的演进逻辑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忧思。本文受此启发，梳理出了一条“唯经济论”催生的社会“病态链”，并探讨了中国传统“节制经济”模式对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缰绳”效应。
一、私欲与恶竞：唯经济论编织的“病态链”
钱穆敏锐地察觉到，当一个时代将“经济”视为万物的尺度，奉之为某种神圣的决定性力量时，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终极幸福，还将把人类文明推向深层的异化。笔者认为，这种“异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发展为了一条环环相扣的“病态链”——从个体的精神失衡，蔓延至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最终演变为全球范围残酷的地缘冲突。
寻找社会“病态链”的源头，首先需厘清“经济”本身的价值属性。钱穆并不否认经济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他辩证地指出，经济在全部人生中，“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何谓“消极价值”？即，缺少了它，生存受阻，影响极大；但一旦满足了基本需求，继续增加财富对提升生命境界和幸福感就并无显著价值了。换言之，经济在整个人生价值体系中是“过犹不及”的 ，它不应占据人生的最高位阶。如果经济问题僭越文化边界支配一切，也即“基础”与“上层建筑”倒置，那么，人将不再是完整的人，历史将沦为欲望的账本，文明也会步入歧途，后续一系列危机在此拥有了逻辑起点，形成从微观个体到宏观世界的连锁反应。
第一环：个体失衡
这场病态的“连锁反应”首先体现在个体层面的精神迷失，钱穆将其归咎于教育导向的偏差。民国时期盛行单纯模仿西方的“个人自由教育”，专讲知识灌输与职业技能。这种教育名为“自由竞争”，实则导致了社会过度“内卷”与人心极度失衡，其流弊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工、医、法、商……隔行如隔山，知识成为了割裂社会的藩篱而非沟通的桥梁。其二，它将人生异化为一场残酷的比赛。钱穆说得非常直白：在唯结果论的竞争中，杰出者永远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注定成为陪衬的“跑龙套”，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如果教育只教人竞争而不教人安顿身心，失败者的内心便会充满苦痛与怨恨，进而迁怒于家庭和社会，形成一种“忌刻心理”——即，“你成功了，我要打倒你；我没希望成功，也要打倒你才甘心”。然而，作为“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思想源头的西方为何没有大面积陷入这种极端心理呢？原因在于西方还有“宗教教育”这道终极防线。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抚慰了世俗成败带来的创伤；教堂里的精神沟通，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职业竞争造成的裂痕（详情待续）。
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西方式的宗教信仰，维系社会人心平衡的重任，历来是由“士”这一“半宗教”性质的阶层（或称“流品”）承担的。在中国传统结构中，“士”不仅是知识分子，更是社会的精神中心，他们怀抱人文宗教般的仁爱与牺牲精神，以天下为己任，被钱穆称为“半个和尚”或“双料和尚”。但在钱穆所处的时代，这一精神防线已然崩溃。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仍占据社会中心地位，却已丧失了中心之精神。他们并未真正吸纳西方的宗教情怀或科学精神，而是仅仅“剽窃”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一部分人投身政治，口称“争民权”，实则失却了公仆的责任感；另一部分人下海经商，标榜“个人自由”，实则孜孜为利。于是，社会变成了中国的底色，理论却是西方的皮毛，且是残缺的一半——只讲权利，不讲牺牲。“士”风的衰落使中国社会在面对“拜金主义”思潮的冲击时，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屏障，陷入了自私自利与相互斗争的泥潭。钱穆对此深感忧虑，他寄望于当代知识分子能恢复“士”的精神，不再以浅薄的政治经济理论掩饰私欲，而是重新成为有信仰、敢担当的社会灵魂。
第二环：国内矛盾
当个体私欲和恶性竞争的逻辑汇聚到国家层面，唯经济论便催生了第二层次的病态——阶级矛盾激化。在一国内部，资本主义无序发展必然造成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在这个阶段，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成为了社会动荡的根源，使原本的社会共同体被撕裂为极端对立的阵营。当无产阶级感到绝望时，“打倒资本主义”便成为了必然的政治诉求 。这种由经济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是唯经济论在国家层面的直接投射，它将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斗场，原本应有的和谐秩序荡然无存。钱穆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准确诊断出了西方社会的病变肌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已然陷入了一种“经济问题决定一切”的思维陷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关于“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预言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
第三环：国际冲突
病态链并未止步于国境线，资本主义再发展下去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有”“无”之争。通过殖民掠夺，宗主国得以积累巨额财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本国无产阶级的待遇，暂时缓和了国内的贫富对立。然而，这种做法并非真正解决了问题，而是将分配不均的矛盾从一国之内推向了整个世界。正如希特勒所描述的那样，世界被划分为了两类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的“有”的国家（Haves）；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无”的国家（Have-nots）。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对立，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全球化版本。换言之，矛盾的层级被抬升：从国内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生存博弈。列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将“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拓展为“打倒帝国主义”。俄国作为当时经济落后的“无”的国家，其革命诉求正是诞生于这种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 。
国与国之间的“有”“无”之争是唯经济论发展到最后的必然恶果。钱穆担忧，如果人类始终无法跳出这一窠臼，去经济利益之外谋求更高层次的共存之道，那么战争与动荡将成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不幸的是，这一七十多年前的预判正在被当代国际局势反复证实，世界仍然在经济焦虑和战争阴影中徘徊挣扎。此刻来审视经济的“魔咒”，其意义不仅在于反思历史，更在于对文明困境有可能的周而复始发出预警，经史学家提醒，重新看见比经济价值更高阶的人文精神与和平秩序，结束财富“魅影”制造的恶性循环，回归到“人”的本位。
二、节制与均产：中国传统经济的“刹车”机制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逻辑席卷全球之前，中华文明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文明的底色是“扩张”，是经济巨轮的无限加速，那么中国传统文明的底色则是“节制”，是为这艘巨轮安装一套精密的“人文刹车系统”。前文曾论及，当“唯经济论”主宰社会时，必然形成从个体失衡到国内对立再到世界纷争的“病态链”。然而，钱穆先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层剖析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绵延千载并大体上维持稳定，未像罗马帝国般在穷奢极欲中骤亡，亦未像近代西方般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阶级厮杀，其根源在于一种“节制”与“均产”的经济哲学。这种哲学不谋求财富的无限积累，而致力于在贫富之间寻找一个充满人文温情的平衡点。
基于“礼”的传统经济理想
中国传统的经济理想，绝非简单的“均贫富”，更非强制性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古人深知经济是生存之基，却也洞察到经济过度膨胀后的腐蚀性。因此，先哲们试图将经济安顿在一个“消极价值”的适当位置——即，满足生存即可，不使其成为人生的最高主宰。这种理想，集中体现为“均产”二字。何谓“均产”？这并非要把富人拉低到穷人的水平，而是要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设定“上限”与“下限”。
孔子曾言：“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便是最早的经济伦理蓝图。在孔子看来，彻底消灭贫富差距是不现实的，但社会可以通过教化，让贫者安贫乐道，不至于因匮乏而绝望；让富者知礼守节，不至于因骄奢而凌弱。这里的“礼”，在经济层面便转化为一种“生活的节制与限度”。汉代大儒董仲舒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提出：“富而骄，贫而忧，都是要不得。我们不能使社会上绝无贫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达到骄傲的地步，也不该使贫人落到忧的境界。”这段话道出了“均产”的真谛：它追求的是一种有宽度的动态平衡。富可由其富，但不能富到“田连阡陌”而令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虽免不了，但必须保证其有基本的生活资料与人格尊严。在钱穆看来，这种“求平衡”的思维，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它不试图用刚性的法律去切割财富，而是用柔性的“礼”去调节人心与欲望。这种理想贯穿了中国历史，使得历代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始终将“抑制兼并”、“扶助农桑”作为核心议题，力图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不至于撕裂社会的区间内。而这套“人本”思想正是中国社会避免跌入“唯经济论”深渊的第一道防线。
中式“宏观调控”的超经济属性
理想若无制度支撑，终究是空中楼阁。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复杂而巧妙的制度体系，通过政治力量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这种干预，常被现代人称作“宏观调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提出，国家应当用“看得见的手”，即，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他的主张得到了大洋彼岸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青睐，并数次被后者成功运用于治理“大萧条”，极大促进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振兴。
“罗斯福新政”固然是一种宏观调控，其底层逻辑是纯经济学的，目的是修复资本主义机器的故障，使其继续运转。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宏观调控”则带有浓厚的人文与道德色彩。它不仅是经济手段之“术”，更是政治伦理之“道”。这与中西社会形态的差异密切相关。西方历史常表现为阶级对抗：中古是贵族与平民，近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其调控往往是阶级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秦汉废封建、立郡县后，贵族阶级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士农工商”四大流品。钱穆反复强调，“流品不是阶级”。阶级往往固化且对立，而流品是流动的，以职业来区分。在“流品社会”中，政府并非某一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如贵族政府或富人政府），而是由读书人组成“士人政府”。这类政府，其调控的根本目标不是资本增殖，而是“天下太平”，维系社会的道德秩序与公平。因此，中式宏观调控，不仅算经济账，更算人心账、道德账，它是让社会避免被经济问题控制的第二道防线。
科举制度与耕读传家：促进阶层流动
为了防止财富像滚雪球一样在少数家族手中无限积累，中国设计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并在“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延续千年。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搅拌机”，确保了阶层的持续流动，或曰财富的重新分配。科举制度为平民晋升提供了重要且几乎是唯一的通道。 汉代察举、唐代科举，这一制度的演进彻底打破了门第的垄断。隋唐以后，公开考试成为入仕的唯一正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这意味着，政治权力不再与血缘财富绑定。一个家族即便富甲一方，若子孙不学无术，也无法进入权力核心；反之，贫寒子弟若能苦读中举，便可一跃成为统治阶层。这种政治地位的开放性，极大地稀释了财富固化的可能，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政治地位往往高于经济地位，权力的流动实际上必然带动财富的转移。
“耕读传家”的传统又使阶层和财富能自然流动。 钱穆观察到，从封建时代井田制的公有，到秦汉“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及其变体），再到宋、元、明、清的持续私有，无论历代土地制度如何变迁，农业始终是国家的命脉，农民始终是社会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其根脉深深扎在农村。汉代士人多出身农村，唐以后工商子弟更被限制报考，这使得“士”几乎只能从农民中产生。通常模式是：农家供养一子读书，其余务农，中举做官后，回乡购地置产，退休后成为乡绅。这看似导致了土地兼并，实则不然。因为这个“新富”家族往往富不过三代。受制于诸子分产的继承制，庞大的家产在几代繁衍后迅速分散；加之子孙若不能继续科举高中，家族地位便会跌落，重新回归农民本分。这种“耕读传家”的循环，使得农村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上层，而上层的财富又不断回流并分散到农村。如钱穆所言，正是这种士农结合的机制，使中国虽实行土地私有制，却未像西方那样形成万世一系的“大地主”或“大资本家”，社会肌体始终保持着新陈代谢的活力。
对“士”与“工商”设限：防止两级分化
除了促进阶层流动，传统政府还通过对“士”与“工商”流品施加不同的限制来隔离财富与地位，防止权力与资本共舞侵蚀社会公平，造成两极分化，乃至酿成革命暴动。对“工商”的限制，旨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在传统排序中，“工”“商”居于末流。这并非由于古人愚昧，而是源于深刻的历史法理。在封建时代，山林海泽归王室公有，工商业者因侵占这些“禁地”牟利，最初被视为“奸人”甚至“盗贼”。这种观念演变至汉武帝时期，便形成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凡是获利丰厚、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如盐、铁），皆由政府垄断或严控，私人资本被限制在小规模的自由经营范畴。这便是著名的“节制资本”。政府拿走商业巨利，一方面充实国库以减轻农民赋税，实现“轻徭薄赋”；另一方面，斩断了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形成垄断财阀的可能。这种“政治控制经济”的手段，有效防止了西方社会“金钱控制政治”局面的出现。另一方面，当财富的追逐者被刻意置于社会底层，且永远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富”而无法“骄”的心理制约机制便会自然启动，“重义轻利”的社会风气也就随之形成了。
对“士”的限制，则旨在确立道德标尺。 既然“士”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均产”理想的执行人，那么他们自身就必须受到最严格的行为和思想约束。历代政府虽许士人购地造屋，却严禁其兼营工商业。这种制度安排，将社会上最聪明、最有权势的一群人，隔绝在了追逐暴利的商业游戏之外，使为官者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富人”，却没有机会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更深层的约束在于道德层面：《论语》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士人的天职是“讲道”与“服务公家”，一旦参政，便不该再谋求个人私利。钱穆形象地将中国的士人称为“双料”人物：他们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责任，又须具备“半个和尚”的出世修养。诸葛亮临终时“内无余帛，外无盈财”，便是这种士人精神的最高典范。
三、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利弊沉思
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节制经济”并不例外，它让中国的发展付出了规模与速度的代价。钱穆指出，这种模式限制了资本的积累，直接导致中国在物质层面始终无法“大富大强”。此外，它也间接抑制了对实用科学和工业技术的狂热追求。中国的物质文明虽然在漫长的农业时代长期领先于西方，但那种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增长神话在传统土壤中难以生根，中国也难以通过突变的方式产生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
然而，若我们将视野拉长至千年的尺度，自文化立场与人生理想的视角来评判这种经济限度，所谓的“弊端”或许正是某种“远见”。钱穆以罗马帝国的命运作为警示：罗马因极度富强，财富高度集中，导致社会生活极度奢侈腐化，最终文化崩溃，国家沦亡。这是一条典型的“过犹不及”的毁灭之路。中国正因为始终将经济发展控制在“一般生活没问题”的限度内，不允许无限冲刺，才避免了剧烈变革带来的社会撕裂。同时，中国始终将文化的根苗寄托在广大农村，避免财富与人才向城市过度集中，求取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一种有宽度的均衡
马可波罗在元代来到中国，惊叹于东方的繁荣；即便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百姓生活水平在世界上仍处于高位。这说明，这套“低速但稳健”的模式，并非导致了贫困，而是创造了一种“细水长流”的繁荣。它虽然没有近代西方那般爆发力，却拥有惊人的韧性与修复力。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中国之所以能历尽劫波而文脉不断，或许正得益于当时那种不追求极致富裕的心态。
当今世界，当人们面对因贫富悬殊、消费主义盛行而引发的种种“现代病”时，中国古人的这套“人文刹车”机制，无疑为人类选择未来的生存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具有哲学深度的参照——既能见自己，也能见天地、见众生。【全】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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