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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特别是制度变革史中，王莽无疑是一个“盖棺”都无法定论、充满争议与戏剧色彩的人物。从西汉末年的外戚重臣到新朝的开国皇帝，王莽的登顶之路并非单纯依靠武力征伐，而是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与道德表演一步步实现的。他深刻洞悉汉代的官场生态和民众心理，成功地把个人野心嵌套在了时代的伦理与信仰框架中。
王莽取代汉室的历程，清晰地遵循两大核心策略：一是利用家族资源迅速积累权势与名望，直至汉室宗亲都无法超越；二是操纵和制造舆论，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上位的合法性与天命之必然性。
一、极尽家族资源积累权势与名望
称王莽为“政治表演艺术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把私人亲属关系巧妙地布置为公共政治场景，使孝、亲、义、礼这些原本用来约束人的伦理转变为扩张权力的道具。一方面，王莽直接从姑母、伯叔这些长辈上位者处，承接王氏外戚集团长期积累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他把晚辈子女纳入自己的名位工程，或借他们增誉，或借他们扩权，或在他们变成风险资产时将其清除。王莽对这两种家族资源近乎榨取式的利用，为他铺成了一条通向皇座的血路，但也酿成了他晚年众叛亲离的家庭悲剧。
（一）王氏一族早期权力版图的形成
王莽的崛起无法脱离西汉中后期“外戚政治”这一显著的历史背景。他的的成功，本质上是王氏外戚集团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最终成果，而不是他一人凭借“天命”空降历史舞台的孤立事件。对于这一点，东汉史家班彪、班固父子以及北宋的司马光都有着相似的判定。班彪在追溯王莽兴起的根源时直言，孝元皇后王政君“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馀载” [1]带来的家族权势，使得王氏子弟得以轮流把持国柄，几代人的积累成就了王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同样指出，王氏掌握国家命脉自建始年间便已开始，王莽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并最终“篡位”，其威权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步累积而来的。[2]几位古代的史料编纂者将王莽代汉归因于外戚政治制度性膨胀的最终产物，是富有时空的穿透性与格局意识的。
然而，尽管王莽生于当时天下最显赫的家族，他个人的开局却十分不利。在王氏一门“九侯、五大司马” [3]的鼎盛时期，王莽的父亲王曼却因为早逝而未能获封侯爵，这使得王莽在家族内部的起点远远落后于其他堂兄弟。早年的王莽，处于一种“孤贫” [4]的状态，与那些乘着家族权势之风生活奢靡放纵、整日以声色犬马相攀比的五侯子弟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被边缘化的处境，王莽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政治直觉与自律精神。他改变了纨绔子弟的作风，折节向学，谦恭俭约，常身穿儒生服饰，拜师学习《礼经》，在学问和道德修养上苦下功夫。更重要的是，他在家庭内部承担起了繁重的伦理责任， “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 [5]。对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严谨的德行，使他的能力与人品在同族子弟中脱颖而出，为其早年赢得了“孝”与“仁”的美名。
班固在《汉书》中对王莽这一时期的行为评价带有明显的后设视角，指出他“折节力行”从一开始就带着“以要名誉”的目的，[6]暗示其德行具有表演性和功利性。但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应当抱以更为公允的态度，进行更为符合常理的推测。无论王莽晚年的政治面貌如何，也无论他是否在青年时期就抱有“非分之想”，至少在客观层面上，他确实为家人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尽到了为人子、为人弟、为人长辈的照顾之责。在那个推崇儒家伦理的社会里，王莽身体力行地践行了传统道德。
我们很难断言，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在做这些日常孝悌之举时，就已经在精准谋划几十年后“代汉自立”的家国大计。结合王莽后期对古文经学和儒教近乎狂热的推崇，他大概率在内心深处是真的认同并愿意恪守这些道德信条的。只是在后来谋权的过程中，早年的“真诚”逐渐演变成了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但无论如何，这份早年攒下的道德资产，成为了他迈向仕途的第一块敲门砖。
（二）从家族上位者中获取直接的政治权力
外戚身份赋予了王莽触碰权力的可能，而他对长辈的曲意逢迎与顺势而为，则将这种可能转化现实。然而，在积攒权力的过程中，王莽对曾经提携他的长辈，态度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早年恭敬顺从，到后来表面尊奉，再到大权独揽后近乎过河拆桥。
侍疾伯父王凤，开启仕途之门
王莽政治生涯的真正起点，始于对伯父、大将军王凤的临终侍奉。王凤病重期间，王莽作为侄子，日夜守在病榻前。他亲自为伯父尝药，以至于“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7]。这一近乎自虐般的侍疾行为，深深打动了权倾朝野的王凤。王凤临终前，特意将这个侄子托付给太后和皇帝。由此，王莽获得了黄门郎的职位，随后又升任射声校尉，正式步入汉家官僚体系。
从政治阴谋论的角度看，这似乎是王莽通过“孝谨”表演来博取上位机会的典型案例。但若回归历史情境，王莽对病重伯父的尽心照料，的确践行了儒家提倡的“孝悌”之义。他付出了实打实的辛劳，在礼法框架内赢得了长辈的感动与提携。凭借这一份苦劳换取长辈的举荐，在重视察举和孝廉的汉代社会，实属无可厚非，也是外戚子弟步入仕途的常规路径。至此，王莽获得了凭借血缘、礼法加之个人努力的初步成功。
叔父王根的托付与权力交接
如果说王凤为王莽推开了一扇窗，那么另一位叔父王根则直接为他打开了通往汉帝国臣子权力顶峰的大门。在王氏集团内部，大司马之位是外戚执掌国政的象征。当大司马曲阳侯王根年老准备致仕时，王莽已经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包括借王根之手除掉竞争对手淳于长），展现出了过人的政治手腕。
最终，王根在上书乞骸骨时，大力推荐王莽代替自己。而汉成帝也认可了王莽在朝中树立的“忠直”形象，[8]破格提拔他为大司马。此时的王莽年仅三十八岁，便已位列三公，正式成为了王氏外戚集团的新一代领头人。可以说，王根的鼎力相助，以及皇帝对王莽道德形象的背书，是王氏家族权力顺利转移到王莽手中的关键节点。
姑母王政君是王氏权力的源头与最高保障
王莽能够一步步走向巅峰，其一切权力的根基与合法性来源，都绕不开一个核心人物——他的姑母、历经数朝的元后王政君。王氏家族本非世代显贵，正如美国汉学家毕汉思所言，王氏家族在元帝朝之前并无特殊权力，王莽的崛起得益于王政君入宫后的一系列偶然，尤其是她罕见的高寿为家族垄断权力和王莽的上位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保障。[9]日本学者东晋次也持类似观点，认为王政君的强大运势造就了王氏家族的崛起，王莽掌权既有偶然性，也是时势造英雄。[10]
王政君的发迹史，本身就充满了玄妙的色彩。据《汉书》记载，王政君出生前，其母“梦月入其怀”，早年两度许婚均未及过门男方即暴毙，相面者称其“当大贵，不可言”。[11]五凤年间，她以家人子身份入宫。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一场宫廷中的悲剧与误会。当时，皇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宠爱的司马良娣病重，临终前称自己是遭其他宫人诅咒而死。太子悲愤交加，从此冷落后宫。宣帝为安抚太子，命皇后从家人子中挑选五人供太子选择，王政君恰在其中。太子本无意挑选，碍于母后情面勉强答道“此中一人可” [12]。当时王政君因坐得离太子最近，且独穿了一件镶有红边的衣服，便被负责的女官误以为是太子选中之人。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偶然的“误会”，让王政君走进了太子宫，且“一幸而有身” [13]，顺利生下了宣帝最为宠爱的嫡皇孙刘骜（即汉成帝）。母凭子贵，元帝即位后，王政君短短三日内由婕妤被立为皇后，王氏家族的外戚地位由此确立。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人均寿命很短的古代，王政君活到了八十四岁高龄。这漫长的岁月，不仅让她熬过了数代君王，更在客观上为王莽从蛰伏到专权、再到代汉，撑起了一把巨大的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位姑母在宗庙礼制和政治现实中提供的法统支撑，王莽的政治抱负将遥不可及。
王莽深知姑母的价值，因此在代汉自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王政君极尽逢迎讨好之能事。为了巩固太后对自己的支持，他不仅在生活上细致入微地关怀，在礼制上也曾大力维护太后的汉室正统地位。例如，在担任安汉公时，他为了讨好太后，奏请将元帝庙尊为“高宗”，并承诺太后百年后当以礼配享元帝。[14]然而，一旦王莽代汉自立，完成了政权的更迭，他对这位“大恩人”的态度便发生了转变。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王莽率领百官奉上皇太后玺绶，名义上是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实质上却是打着“顺符命”的幌子，强行“去汉号” [15]，剥夺了她作为汉室太后的制度身份。
更为显著的“过河拆桥”之举，发生在他对汉家宗庙的破坏上。为了从法理上彻底割裂王政君与汉朝的关系，王莽下令“堕坏孝元庙” [16]，阻止王政君死后配享元帝，而是另建所谓的“文母太后庙”。当王政君被骗至长寿宫，亲眼看到丈夫元帝的宗庙被拆毁成一片废墟时，内心受到了重创。王莽为了确立新朝法统而不顾亲情与长辈伦理信仰的做法，与其早年“事母及寡嫂” [17]的温情脉脉、以及侍奉伯父时的“孝谨”，反差强烈。此时的王莽已显示出一种权力的傲慢，蜕变为了一个冷血的政治机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莽时时表现出尊奉太后的姿态，但元后对这位侄子的野心并非毫无察觉，更非全然支持。在王莽权势不断扩张的几个关键节点上，王政君都曾表现出明显的疑虑、不满甚至直接对抗，很多时候她的妥协仅仅是迫于王莽已经做大的势力。
其一，质疑“安汉公”之封。 当群臣受王莽暗示，以“安宗庙之功”请求效仿霍光旧例重赏王莽时，太后并没有轻易被蒙蔽。她问了公卿一个尖锐的问题：“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 [18]这句质问直指问题的核心：你们是真的认为王莽有如此盖世之功，还是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娘家人，就在这里搞政治投机？这表明元后当时头脑十分清醒，曾试图遏制外戚势力的无序扩张。
其二，意图剥夺其实权。 群臣请求加封王莽为“宰衡”时，王莽常故作姿态，称病请辞。太后在诏书中曾顺水推舟地发问，是让他继续视事，还是“遣归就第” [19]。这句不经意的试探，透露出元后曾认真考虑过给足王莽政治荣誉后，便解除其实权，让他告老还乡。
其三，拒绝王莽之女入宫。 平帝即位后，王莽试图将女儿嫁给年幼的皇帝以稳固地位。对此，“太后意不欲也” [20]。元后深知外戚专权的危害，更不想让汉家皇室完全沦为王家的傀儡，因此一开始表示抵制。但在王莽的威逼利诱与权谋诈术下，太后最终不得已而答应，尽显受制于人的无奈。
其四，怒掷传国玉玺。 这是姑侄之间爆发的最激烈、也是最悲壮的一次直接对抗。王莽代汉即位后，派人向太后索要汉家传国玉玺。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痛骂王莽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她以“我汉家老寡妇” [21]自居，誓言要与玉玺同葬。最终，由于担心王莽胁迫动粗，她将玉玺狠狠摔在了地上。这绝望的一掷，是对汉室江山覆灭的悲号，也是对王莽狼子野心的强烈控诉。
其五，道德层面的否定。 当亲眼目睹元帝庙被毁后，太后在私下里对左右发出了严厉的诅咒：“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天祐乎！” [22]在古人的观念中，轻慢神明、毁坏宗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元后的这句话，显示她在道德与精神层面上与王莽彻底决裂，也预言了新莽政权最终失去天佑、走向覆灭的结局。
（三）干预子女的生死命运以服务个人野心
如果说从长辈和上位者处成功谋取权力资源，展现了王莽政治手腕的隐忍与诡谲，那么他对子女命运的干预，则揭示出他为了权力可以违背一切人类基本情感，近乎“反人类”。在王莽的政治算计中，子女不再是血脉相连的至亲，而是可以随时兑换政治筹码的“人力资源”。他的孩子或被用作沽名钓誉的牺牲品，或被视作政治联姻的工具，当他们对王莽的权力构成威胁时，又会立刻沦为必须被剪除的“负资源”。
逼死次子王获：踩着亲子尸骨的政治翻盘
王莽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发生在他得罪了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之后。在一次宫廷宴会上，王莽严词斥责内者令，不许作为藩妾的傅太后与太皇太后王政君并坐。此举激怒了傅太后，导致王莽失势，最终被哀帝免去朝中职务，遣送回新都封国。
在蛰伏封国的这三年里，发生了次子王获杀奴事件。汉代虽有蓄奴之风，但依律杀奴亦属重罪。王莽得知后，“切责获，令自杀” [23]。在史书寥寥数语的记载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冷酷的政治谋划。
王莽没有选择包庇或通过交纳赎金等方式保全儿子，而是毫不犹豫地逼迫亲生儿子走上绝路。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引发了巨大震动。王莽借此成功塑造了一个“大义灭亲”、严守法度、不徇私情的圣人形象。次子的鲜血，或许能够洗刷他因失势而带来的政治阴霾。果然，不久之后，地方官吏上书为王莽鸣冤者数以百计。随后发生日食，贤良文学之士更是在对策中大力称颂王莽的功德。迫于舆论压力，哀帝不得不重新征召王莽入朝。可以说，王获的“剩余价值”被王莽利用得彻彻底底，成为了他东山再起、重返权力中心的重要垫脚石。
诛杀长子王宇：借“管蔡之乱”的政治大清洗
如果说王获尚有“杀奴”之错在先，那么长子王宇的悲剧，则完全是王莽为了专权而引发的血腥镇压。王莽为了把持朝政，对年幼的汉平帝采取了绝对的隔离控制政策，不准他的生母卫姬及其外家卫氏进京。王宇对此深感忧虑，他并非心怀篡逆，而是出于对家族未来的现实考量：平帝一旦长大，得知母族遭到如此打压，必将对王氏家族展开报复[24]。因此，王宇试图劝阻父亲，希望他能归政于卫氏。
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王宇采取了荒唐且拙劣的手段。他听从老师吴章的建议，派妻兄吕宽在夜间用血涂抹王莽府第的大门，企图利用王莽“好鬼神”的特点制造怪异现象来吓唬他，使他改变主意。然而，事情败露。王莽对嫡长子的“背叛”没有丝毫手软。他立刻将王宇下狱毒死，连怀孕的儿媳也没有放过——先将其关押，等到产子后处死[25]。
王莽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起闹剧背后巨大的政治价值。一方面，他亲自上奏太后，将王宇的举动上纲上线，比作周初意图倾覆周朝的“管蔡之乱”。通过这一话语构建，王莽再次化身为“辅佐成王”的周公，将杀子行为拔高到“不以亲亲害尊尊” [26]的至高公义。另一方面，以此案为由，王莽掀起了一场政治大清洗。他不仅尽诛卫氏一族，穷治吕宽之狱，还将朝野上下平时对自己有非议的宗室豪杰、政敌如敬武公主、红阳侯等数百人全部牵连赐死。踩着长子一家和无数政敌的尸骨，王莽“悲愤交加”地写下八篇《戒子书》[27]，被阿谀奉承的党羽奉为圭臬，下令全国学官作为教材教授。
惨烈莫过于王宇，他不仅被剥夺了生命，其“人头”价值更是被父亲榨取得干干净净，成为王莽肃清异己、登顶权力巅峰之路上的家族祭品。由于王莽屡杀子孙，其发妻在悲痛与绝望中日夜哭泣，最终竟至双目失明。[28]
太子王临之乱：宫廷与家庭丑闻的交织
王莽建立新朝后，对待子孙的手段因为皇权争夺而变得更加扭曲。四子王临被立为太子后，不仅没有感受到皇储的荣耀，反而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其根源正是王莽残忍对待至亲的一系列前科。
王临之死，源于一场宫廷丑闻。王临与王莽曾宠幸过的侍女原碧私通，因为害怕东窗事发，二人密谋杀害王莽。王临的妻子笃信星占之说，认为宫中将有丧事，暗示谋划即将成功。当王临被王莽猜忌贬出宫后，这样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他在给病重母亲的密信中写道：“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 [29],而王临此时也正好三十岁。两位兄长（王宇、王获）在同样年纪被生父处死的阴影，像梦魇一样笼罩着他。正是这种对被杀的高度恐惧，促使他铤而走险，先发制人。
这封信最终落入王莽手中，阴谋败露。为了掩盖这桩涉及乱伦与弑父的宫廷家丑，王莽不仅赐药逼迫王临自杀，还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也秘密处死并埋于狱中。事后，王莽依然不忘进行政治包装，利用策书、符命将王临之死解释为不顺应天命的后果，赐谥号为“缪王” [30]。至此，王临作为又一个家庭“负资源”，被王莽清除。
就在逼死王临的同一个月（地皇二年正月），新朝皇室遭遇了“旬月四丧”（一个月办了四次丧事）[31]。先是哭瞎了双眼的孝睦皇后离世；紧接着太子王临自刺身亡；不久，本就精神恍惚的三子王安也在巨大的刺激下病死。至此，王莽的嫡出四子全部死亡，无一人善终。然而，厄运并没有停止，他的孙子王寿也随之病故。
短短一个月内，家族骨血接连凋零。王莽随后大肆毁坏汉武帝、汉昭帝的宗庙来安葬子孙，试图以僭越的仪式来弥补内心的惶恐，然而，他晚年面临众叛亲离与精神崩溃已成定局。他因个人野心而亲手缔造的家庭修罗场，最终将他自己困在了一个没有亲情、只有猜忌与死亡的孤岛上。
榨取女性价值的极致：王皇后的悲歌
在利用儿子的同时，王莽也没有放过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在居摄时期，为了进一步控制年幼的汉平帝，王莽通过一系列运作，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立为平帝皇后。凭借“皇帝丈人”的身份，王莽加号“宰衡”，其权势与名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王莽没有料到，这位被他当作政治筹码的女儿，有着不一般的性情与傲骨，被班固赞为“婉瘱有节操” [32]。王莽建立新朝后，这位十八岁的废后不仅没有为父亲登顶而欢呼，反而对其代汉自立的行为深感耻辱。在身份认同上，她站在了“汉家”一边——“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33]以此表达对新朝的无声抗议。
王莽为了切断女儿与汉室的联系，将她改号“黄皇室主”，并试图安排她改嫁。于是，这位烈女爆发出了激烈的反抗：大怒之下鞭打侍御，誓死明志[34]。直至新朝末年，绿林、赤眉军起义，汉兵攻入长安，未央宫燃起大火。当大火烧到王皇后居住的承明殿时，她如元后一般，发出了一声震动千古的悲号：“何面目以见汉家！” [35]，随后投身火海，自焚而死。
毁人伦者，终将被人伦反噬。王皇后的死，是王莽家族资源利用史的终章。她用刚烈决绝的方式，粉碎了父亲将她物化为政治工具的企图，同时也为王莽这位对子女极度缺乏父爱的野心家，画上了一个充满血泪与讽刺的句号。
二、舆论战的鼻祖——真善人还是伪君子？
王莽能从一介外戚子弟最终走上帝位，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前无古人的“舆论战”手段。称王莽为“政治表演艺术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他擅长通过表演和作秀来塑造上位的合法性；同时利用谶纬迷信，系统性地制造“天命所归”的氛围感，塑造他代汉自立的必然性。 后世或许很难判定王莽究竟是“真善人”还是“伪君子”，也不该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去粗暴定义历史人物。但通过细致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推断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梳理出这位舆论战的鼻祖是如何一步步操纵人心、改写历史的。
（一）用政治作秀塑造上位的合法性
对王莽来说，“作秀”未必是一个贬义词，它更像是一种被运用到炉火纯青的政治技术，甚至堪称行为艺术。班固在《汉书》中，曾用一段精辟的文字总结了王莽操纵群臣与官场舆论的一般套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 [36]，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莽在朝中安插了大量心腹，如王舜、甄丰、刘歆等人。他本人外表严厉、言辞方正，每当想推行某项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举措时，从不自己开口，而是“微见风采” [37]，即，稍微暗示一下，他的党羽便心领神会，公开上奏请求 。面对群臣的“强人所难”，王莽通常表现得非常痛苦，“稽首涕泣，固推让焉” [38] 。这一“暗示党羽—群臣请命—本人苦辞—不得已接受”的闭环运作，“向上可以迷惑太后，向下可以昭示自己的谦让与无私”，[39]堪称中国古代政治表演的教科书。
以下五个经典案例，先后展现了他步步为营的政治作秀套路：
退居封地时的政治作秀
汉成帝驾崩后，汉哀帝即位，王莽退居封地。这一事件的关键不在于王莽是否真的想退休，而在于成帝死后，外戚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新洗牌。成帝时期，王氏外戚长期掌权，王莽能升至大司马，靠的是太皇太后王政君及王氏家族的政治基础。《汉书·王莽传上》说王莽“继四父而辅政” [40]，也就是继承了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等叔伯辈连续掌权的格局。成帝一死，哀帝即位，新的皇帝自然要面对自己的母族傅氏、丁氏。于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让王莽退居府第，“避帝外家” [41]，这实际上是新旧外戚之间的权力调整。
从《王莽传》的叙事看，太后先命王莽“就第”，王莽意识到了朝中变故，随即上疏请求退休。但哀帝又通过尚书令、孔光、何武等人表达挽留，甚至说“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 [42]。这一套过程很有政治表演的意味：太后让王莽避嫌，王莽表示辞退，皇帝再表示不忍。这既维护了新皇帝对先帝旧臣的尊重，也保全了王莽“谦退”“不恋权”的名声。
但《元后传》的说法更能看出结果：王莽“固乞骸骨而退” [43]，最后虽然被加封、给特进待遇、朔望朝见，但已经不再是原来掌握实权的大司马。所以说，明王莽的第一次退位并非完全虚文，至少在哀帝初年，王氏外戚确实被迫向傅、丁外戚让出政治空间。
从王莽个人形象看，班固在《王莽传》中多次写王莽善于以谦恭、退让、辞让来积累声望，所以这次“上疏乞骸骨”，也不宜简单理解为真心退隐，而应放在王莽一贯的政治风格中看：他善于把被动退让转化为道德资本。事实上，王莽正是借“乞骸骨”维持了谦退的形象，为后来重新被征召回权力中心积攒了可观的道德声望。
封安汉公时的政治作秀
据班固记载，元始元年，王莽“暗示”益州方面让塞外蛮夷进献白雉。群臣抓住这一“祥瑞”，上奏太后称王莽的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应当比照周公、霍光之例，赐号“安汉公”。[44]太后起初有所怀疑，询问公卿这究竟是因为王莽真有大功，还是因为骨肉私情想搞特殊对待 [45]，结果当然是群臣一致认为王莽有大功，须大赏。
于是，王莽开始了多层次的辞让演出：他先是上书要求只赏赐孔光、王舜等人，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太后下诏劝他不要推辞，他便直接称病不肯入朝。直到太后先封赏了其他四人，并在群臣的反复请求下正式下诏赐王莽“安汉公”之号时，王莽才表现得惶恐不安，“不得已” [46]而起身接受。但即便接受了名号，他依然拒绝了增加的封地和爵邑，声称要等到“百姓家给” [47]之后才肯受赏。
这一事件的核心不只是王莽被封安汉公，而是班固在写一种政治请命与谦让表演。王莽的一系列操作充满了形式主义的烦复，他不遗余力地把原本可能显得突兀的权力提升，包装成了“天意所归、群情所请、太后强授、本人不得已而受”的合法化过程，使自己既获得了实际的政治地位，又保留了谦退不居功的名声。
需要注意的是，班固描述这一事件的源起时，用了一个“风”字，[48]意思是王莽暗示他人献祥瑞。这个字耐人寻味——如果献白雉的确是在王莽的授意下发生的，那么这一个字便将他后续百般辞让的虚伪程度成几何倍数地放大；如果这是班固因政治立场或个人偏见有意歪曲，那么，王莽的表现便是一再证明了他谦让态度的真实性。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其它事件的推测。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历史往往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局外人永远无法完全知晓历史事件全部的来龙去脉，很多时候，“真相”只能依据逻辑，做合理的推测。[49]这一史观带来的启示是，后世研究者在阅读任何历史资料时，都应带着批判性的思维。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王莽，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个班固。我们只能希望，作为一名正史编纂者，班固在叙事时大体上能尊重事实。
女儿封后时的政治作秀
平帝继位后，王莽计划将女儿嫁给这位年幼的皇帝。班固指出，王莽的真实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 [50]然而，在具体操作上，王莽又上演了一出推让大戏。他先是假意退让，上奏称自己“身亡德，子材下” [51]，女儿不配参与采选。这句话表面上是避嫌退让，实际效果却是把“王氏女是否应采”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群臣、士民反复争请的政治议题。
元后本来就反对立王莽之女为后，如此便顺水推舟，下令不采选王氏女。但太后的禁令立刻引爆了朝野舆论。据《汉书》记载：每天有上千名庶民、诸生和官员在宫阙外上书抗议，认为“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又载：王莽派长史以下属官分头劝告、制止公卿和诸生， 但“上书者愈甚”。[52]这番景象一方面可见朝堂中谄媚王莽、示好王莽者大有人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莽的确深谙官场政治，操纵群臣有方，他强大的权势与个人魅力足以让无数人顺着他的意思去推波助澜。
在群臣和士民的疯狂“逼迫”下，太后不得不妥协。于是，经过官员纳采审看，以及占卜得出“康强”“逢吉”的结论后，[53]王莽之女正式被立为后。在此期间，王莽不仅再次推辞了为其增加的封地，还将高达数千万的聘礼绝大部分分赐给了穷苦亲属和随从。
表面上看，王莽似乎是不愿居功、不徇私情的道德楷模，但《汉书·元后传》中有一句概括，是班固意在戳破这场表演的窗户纸：“明年，莽风群臣奏立莽女为皇后。” [54]这里，班固也用了一个“风”字（“暗示”、“授意”的意思），如果所言属实，那么，它直接点明了群臣、诸生、郎吏、庶民的请愿并非自发行为，而是在王莽的授意下发生，是人为制造的舆论压力。
王莽女儿封后这件事的合法化逻辑也十分清晰：王莽通过“广采众女—自陈避嫌—群臣士民争请—官员纳采审看—卜筮皆吉—正式立后”这一整套严密的制度程序，将一个旨在巩固外戚专权、控制皇帝后宫的政治安排，再次包装成了天意、人望、礼制和群议共同促成的神圣结果。
封宰衡时的政治作秀
在将女儿成功推上汉平帝的皇后之位后，王莽的权力扩张步入了更为大胆的阶段。元始四年，朝臣与八千余名民众联名上奏，请求比附商代伊尹（阿衡）与周代周公（太宰）的先例，为王莽加封一个前所未有的尊号——“宰衡”。[55]这一名号的深意在于，它在礼法上将王莽的地位拔高到了“上公” [56]，从而凌驾于汉代传统的三公官僚体系之上。
面对如此大的权力膨胀，王莽再次开启了驾轻就熟的“辞让”表演。在太后亲临前殿的封拜大典上，面对丰厚的赏赐与家族荣耀，王莽 “稽首辞让”，又在退朝后专门上呈密封奏章，请求退还两个儿子的封号与印绶，随后便是故技重施，称病罢工。
这场政治作秀在朝堂上引发了戏剧性的一幕：太皇太后在诏书中无奈且带着几分试探地发问，既然王莽每次见面都“叩头流涕固辞”，现在又称病不出，朝廷到底是该逼他视事，还是干脆顺水推舟“遣归就第也”（让他退休回家）？[57]然而，满朝文武早已遍布王莽的心腹，太师孔光等人立刻以“谦约退让，公之常节” [58]为由，反向施压太后，请其下诏令王莽快速恢复工作。
在被群臣“强迫”复出后，王莽走出了其政治生涯中绝妙且颇具讽刺意味的一步。他上书朝廷，凄楚地历数自己集新都侯、安汉公、宰衡、太傅、大司马等殊荣于一身，感叹自己“一身蒙大宠者五”，实在是难以承受。[59]然而，他解决自身“能力不足”的方法并非辞去任何实权官职，而是向太后请求：宰衡没有专属印信，名不副实，不如让御史刻制一枚“宰衡太傅大司马印”集中授予自己。[60] 王莽在感叹才不配位的同时，却利用这个契机将国家的行政大权、军权与最高辅政权合并，并通过制作一枚史无前例的大印，完成了个人独裁在法理和制度层面的最高确认。
紧接着，王莽又自行拿出千万钱财广为施舍，其心腹太保王舜借题发挥，上奏称：王莽此举让天下人惭愧向化，德行甚至超越了周文王 [61]。借着这股被刻意炒作的道德光环，宰衡的顶级仪制被顺理成章地落实：王莽出行不仅拥有庞大的羽林军车阵护卫，甚至连位极人臣的三公在向他汇报工作时，都必须卑躬屈膝地加上“敢言之”的敬辞。[62]
《汉书》的叙事再次向人们展示了王莽每逢加官进爵时，“群臣民众请命—王莽辞让—朝廷不许—王莽接受并制度化权力”的一套标准政治程序。
代汉登基时的政治作秀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大戏中，王莽将他的政治作秀推向了新高。代汉建新时，王莽面临着如何处置废帝孺子刘婴的政治难题。他亲自下达策书，向年幼的刘婴宣告汉朝二百一十年的气数已绝，并引用《诗经》中“天命靡常”的古训，宣告天命已转移至自己身上。[63]不过，他并没有杀害废帝，而是册封刘婴为“定安公”，令其“永为新室宾”。[64]王莽赐予其方圆百里的封国，还特许其在国中保留汉朝的宗庙，继续使用汉朝的历法与服色。[65]这一举措借用了儒家经典的“二王三恪”礼制，表面上给予前朝皇室莫大的尊荣，实质上却是将曾经君临天下的汉帝国压缩并降格为了新朝的一个地方附属小国。
宣读完策书后，全场作秀的最高潮到来了。王莽拉着孺子婴的手，当众“流涕歔欷”，哀叹道：“从前周公摄政，最终还能把王位归还给成王；如今我却偏偏被皇天威命所逼迫，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还政啊！” [66]他在满朝文武面前声泪俱下，哀叹了很久。然而，眼泪与哀叹固然是演出来的，权力的交接却是冷酷的现实。随着王莽表演完毕，中傅将孺子刘婴带下大殿，“北面而称臣” [67]。这一面向北方的屈膝跪拜，才是整场大戏的最终目的。它从礼制与物理层面，彻底完成了刘氏天子向王氏新朝臣属的身份转化。
不过，如果我们跳出“乱臣贼子”的传统道德批判框架，客观地审视王莽对前朝遗老遗少的处置方式，便会发现他确实尽量维持了“禅让”所需要的体面。与后世那些动辄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王朝更迭、对前朝皇室展开血腥屠戮的开国君主相比，王莽的处理方式可以说非常宽容温和。他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儒家理想主义，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且和平的政权交接。
（二）用迷信手段塑造上位的必然性
符命政治的体系化
政治作秀解决了王莽上位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大量制造祥瑞与符命，则是在意识形态上营造一种不可违逆的“天命必然性”。
王莽代汉的整个过程，伴随着一条dijinshi的谶纬升级链条。这套体系的运作，同样依赖于前文所述的“暗示党羽—群臣上奏”模式。“祥瑞—符命”体系的具体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辅政与安汉。 最初的“白雉献瑞”，将王莽与周公比附，为其赢得了“安汉公”的尊号。[68]
第二阶段：居摄。 平帝死后，王莽托称卜相最吉立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随后武功县挖出带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红字的白石，王舜等人将其圆谎解释为“摄行皇帝之事”，推动王莽名正言顺地“居摄践祚”。[69]
第三阶段：假皇帝。 居摄期间，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等一系列怪异频发，并附带铜符帛图称“摄皇帝当为真”。王莽顺水推舟，要求朝野称其为“假皇帝”，明目张胆地展示了即真皇帝的渐进过程。[70]
第四阶段：真天子。 最终的推手是来自长安的市井无赖哀章。他炮制了两个装有金策书的铜匮，直接声称“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将天下传给王莽，直呼其为“真天子”。[71]王莽顺承了这份“神意”，正式即真天子位，建国号为“新”，完成了代汉之举。随后，王莽率领群臣奉上皇太后玺绶，打着“顺符命”的旗号，正式“去汉号”。[72]
第五阶段：系统化。 新朝建立后，王莽派五威将向天下颁布《符命四十二篇》[73]，将这些年零散的祥瑞、神迹整理成一套宏大的官方天命叙事，完成了王朝更替的意识形态构建。正如毕汉思指出的，王莽为了做皇帝，甚至不惜伪造家谱，称自己是黄帝与虞舜的后裔，以此来确立新王朝的神圣血统。[74]
王莽利用符命上位，不可避免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新朝建立之初，为了显示符命的灵验，王莽竟将哀章随意编造在金策中的平民“王兴”（城门令史）和“王盛”（卖饼小贩）直接提拔为高官大将。如此荒诞的用人逻辑引发了全社会的投机狂潮。当时无数人为了谋求封侯，疯狂捏造假符命，以至于朝野群嘲：难道王莽你偏偏没有收到天帝的任命文书吗？[75]这种风气导致了严重的政治腐败，为奸臣作威作福大开方便之门，最终连王莽自己都深感厌烦，不得不下令严惩伪造符命者。[76]
王莽自己是否信鬼神？
王莽的符命政治中，有一个核心的心理动机问题：王莽制造了那么多荒诞的谶纬祥瑞，他自己到底信不信鬼神？汉朝时期，民间与朝野总体上弥漫着浓厚的迷信色彩，正因为全社会笃信鬼神天命，才为王莽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间。对于早、中期的王莽而言，比起他自身是否对鬼神之说深信不疑，迷信思想的“可被利用性”才更为关键。即便后来涌现了许多明知是人为伪造的祥瑞，也不妨碍他顺水推舟，营造“天命所归”的政治氛围。
然而，如果认为王莽只是一个清醒的骗子，那就低估了人的复杂性。从王莽对符命的执拗恪守，以及对神鬼之事过分注重仪式感的行为中可以推断出，在科学落后的古代社会，他终究无法超越时代的知识局限。与普通人一样，他对鬼神与命运同样怀有着深深的敬畏。 这一点，从他个人的言行以及旁人的侧面评价中，都能得到印证。
新朝末年，政权濒临崩溃，这成了检验王莽内心真实信仰的试纸。地皇四年，析县人邓晔、于匡起兵，势如破竹地攻陷武关，逼降新朝将领。面对土崩瓦解的败局，王莽“愈忧，不知所出” [77]。此时，臣子崔发进言，称按照《周礼》与《春秋左氏传》的古义，国家遇到大灾应“哭以厌之”。[78]于是，王莽竟然真的抓住了这根迷信的救命稻草。他率领群臣来到南郊，向苍天陈述自己领受符命的始末，并仰天质问：“皇天既然已经授命给臣王莽，为什么不消灭这些贼寇？如果臣王莽确实不对，愿上天降下雷霆诛杀臣王莽！” [79]随后，他捶胸大哭直至气竭，伏地叩头，并写下千余字的《告天策》自陈功劳。为了扩大仪式的效果，他甚至给聚集哭泣的诸生小民施粥，凡是哭得悲哀或能背诵策文的，多达五千余人竟被当场授予郎官。
这段记载颇具黑色幽默，它恰是王莽心理防线崩溃后的真实流露。他一生都在用“符命”证明自己代汉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到了兵临城下的绝境时，他没有组织务实的军事抵抗，反而以这套逻辑去质问上天，继续用告天、哭礼和荒唐的官赏来维持天命表演。这本质上并不是在忏悔，而是王莽对自己“受命于天”叙事的最后坚持与自我陶醉——他仍然真切地相信自己应当受到上天庇护。
除了王朝末路时自身的荒诞之举，身边人算计他的方式也从侧面佐证了王莽的迷信。早年间，王莽的长子王宇反对父亲隔绝汉平帝母族卫氏，试图改变这一政策。王宇在与老师吴章、妻兄吕宽密谋时，吴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莽的弱点：他认为王莽“不可谏，而好鬼神” [80]，即，无法用常理劝说，只能制造怪异现象来惊吓他。基于这一判断，他们制定了让吕宽夜间提着血去洒在王莽府第大门上的计划，企图以此“变怪”逼迫王莽归政。
虽然由于门吏的发觉导致计划破产，但这起未遂事件的根源却十分明了。装神弄鬼固然不高明，但王宇和吴章之所以敢出此下策，正是因为他们作为身边人，早已摸清了王莽深信鬼神符谶的脾性。如果狗血洒门未被撞破，结果其实并不好说。也许王莽能一眼识破，这是与自己惯常手段相同的伎俩；也许他真的会被“天谴”吓住。但无论如何，这里足以看出，在当时与王莽接近的眼里，王莽对所谓的“天定命运”深信不疑，是一个将“奉天承运”刻入骨髓的迷信者。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自元帝罢兵，天下晏然，乘平康之业，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馀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 “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参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三·汉纪二十五》，维基文库本。
[3] “兄弟十人……乘宽平之基，居九侯，五大司马”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 “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俭”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 “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 “莽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 “凤疾，莽侍疾，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临死托莽于太后及帝”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8] “上许根退，而谓莽有忠直节，遂擢为大司马”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9] 参见（美）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1992年，国学导航本。
[10] 参见（日）东晋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21年，第7页。
[11] “母李氏，尝梦月入其怀……相者言当大贵，不可言”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2] “太子恚，不欲视，强应曰：‘此中一人可。’”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3] “政君得幸，一幸而有身”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4] “奏尊元帝庙为高宗，太后百年后配食高宗”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5] “莽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6] “及莽发绝汉元，堕坏孝元庙，太后怨忿，泣而言曰……”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7] “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8] “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19] “太后下诏曰：‘……固当听其让，令视事邪？将当遂行其赏，遣归就第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0] “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1] “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印俱葬，终不可得！”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2] “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天祐乎！”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3] “获杀御婢，莽切责获，令自杀。以是乡里莫不称说。”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4] “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平帝长大后见怨”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5] “莽乃收宇及章下狱，皆死。宇妻焉怀子，系狱，及产死。”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6] “莽因自白：‘宇为吕宽等所误，流言惑众，与管、蔡同罪。臣不敢隐，其死矣。’”及“不以亲亲害尊尊”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7] “莽作《戒子》八篇，使群臣及太学生皆诵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8] “初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临居中养焉。”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29] “临曰：‘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我也复三十，死在今年’”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0] “赐临药，临不肯饮，刺自杀……赐谥缪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1] “是月，死者四人……旬月四丧。”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2] “黄皇室主，莽女也，平帝崩时，年十八矣，婉瘱有节操。”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3] “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4] “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复强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5] “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死。”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6]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7] “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8] “莽辄稽首涕泣，固推让焉。”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39] “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0] “莽继四父而辅政，一旦遭大故，退以避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1] “太后下诏令莽就第，避帝外家。”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2] “孔光、何武等言：‘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3] “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优莽，不听。莽上书固乞骸骨而退。”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4] “有司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赐号安汉公”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5] “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6] “莽不得已，起受印韨。”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7] “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8] “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49] 参见吕思勉：《三国史话》，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7年。
[50] “莽欲专国政，自立其女为皇后”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1] “莽上言：‘臣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史侯等并采。’”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2] “莽遣长史已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甚。”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3] “太常亲蓍龟，占卜曰‘康强’，‘逢吉’，立为皇后”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4] “明年，莽风群臣奏立莽女为皇后。”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5] “有司请‘还前所益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6] “有司请‘还前所益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7] “太后下诏曰：‘公每见，叩头流涕固辞，今移病，固当听其让，令视事邪？将当遂行其赏，遣归就第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8] “赏未足以直功，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59]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诚非鄙臣所能堪……”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0] “臣莽无兼官之材，今圣朝既过误而用之，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1] “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散财施予千万数，莫不乡化。……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2] “三公言事，称敢言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3] “《诗》曰：‘天命靡常。’……予其承命。”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4] “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维基文库本。
[65] “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维基文库本。
[66] “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参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七·汉纪二十九》，维基文库本。
[67] “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维基文库本。
[68] “赐号安汉公”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69]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莽乃自称居摄践祚”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0] “摄皇帝当为真”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1] “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传黄帝奉天命，真天子王莽。”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2] “顺符命，去汉号焉”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3] “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4] 参见（美）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1992年，国学导航本。
[75] “时争为符命，封侯者数千人。至有言‘独无天帝除书乎’？”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6] “司令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7] “莽愈忧，不知所出。”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8] “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79] “皇天既保祐臣莽，假臣莽太万乘，世世厌胜万贼；臣莽非正，愿免臣莽，遣雷霆葘击臣莽。”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80] “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参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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